瑞典公共電視的數位路 |
研發部程宗明整理分析 Peter Dahlgren,瑞典魯德 (Lund) 大學媒介與傳播系教授,生於瑞典、美國學成,英國研究,母國任教,他的壯年時期周遊了三種不同國家的公共電視文化。立基在比較的基礎上,1998年加拿大著名的Graham Spry Fund講座邀請他,談論瑞典經驗的公共媒體服務及其未來。公共服務、公民、福利社會、數位化等緊要議題,在他的言論中有清楚的對策與遠景。 舉世聞名的社會福利國家瑞典,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條件的基礎上發展,卻不會因著生活的安逸,而使國力「沈迷於過去的榮耀與眼前的利益」停滯不前。舉凡汽車工業的Volvo、SABB,電信產業的Ericsson仍然保有著高度的生產力;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容或有遭到強大之自由主義的質疑,或偶有失去政權的際遇(1991-1994),但現今仍有堅固的執政權勢,引領著國家將社會服務的理念深植於文化體系之內,而非政治經濟利益交換的籌碼(Milner, 1989)。 這樣的社會發展路徑,在公共電視服務上是否也有令人值得參考的成就。讓我們一探究竟: 為了因應商業競爭的時代,公共電視頻道集團於1996年達成合作的協議,而1993年起也以基金會的形式組成一個集團三個頻道經營團隊,他們分別是Swedish Television (STV1&STV2)、Sveriges Radio (全國及地方廣播電台)、瑞典教育廣播公司(製作節目透過廣播與電視播出)。 1987年,政府允許瑞典公司Kinnevik Swedish與英國倫敦商界合作,經營衛星電視,以瑞典語發聲,取名為TV3,開播後贏得相多數的閱聽眾。這樣的經驗,帶給執政當局私營化政策的考量,因為在沒有國內商業地面電台經營的條件下,國內廣告市場將盡全數讓給境外轉播的公司,因此形成一股壓力,使執政黨必須去務實面對這個問題,於是TV4立刻相應而出,它是由瑞典節目公司Nordisk Television AB及 Kinnevik 所投資。由於TV4一方面是由瑞典本土公司經營,另一方面又獨佔國內無線電視廣告市場,因此可以不受經濟壓力限制,在有利可圖的條件下提供優質節目,同時贏得相當的市場佔有率(Kleberg, 1996)。 就市場佔有率來說,STV1及STV2都達到25%左右,TV4可以達到較多的數值到28%,TV3大約佔有9% (只能透過衛星與有線電視播出)。而在節目內容上,以全部播出時間比例來看,新聞與非戲劇節目在STV2、STV1、TV4播出的比例分別為62﹪、44﹪、37﹪,雖然TV4提供最多的戲劇與娛樂節目,然而在嚴肅性寫實節目上,也不輸於公共電視,相當的調查性新聞報導及討論性節目更有一定口碑,這證明出無須單靠娛樂節目才能創造高收視率。在有限的競爭市場中,反而可以創造良性循環的競逐;另外一個明證為,TV4出現後公共電視頻道的競爭策略反而不是添加娛樂節目,而是增加新聞與時事評論才是他們的策略。境外轉播的TV3,反而在競爭方面上表現較不突出,也較不成功。 另外就多元性標準而言,TV4成功地吸引流行文化的口味,創造較高的市場佔有率,也是進一步紓解了公共電視在這方面的社會功能要求,使他們能花較多的心力在照顧弱勢與小眾團體上,頻道分工的社會機制隱然浮現,而且也不致邁向極端的對立。TV4 成功地扮演一種「流行的公共服務」(popular public service)角色,使公共服務與純商業營利之色彩的有線頻道得到定位。 福利國家模式的轉變:公共制度與市民文化 然而這種新的分工組合背後,也表徵出瑞典傳統福利社會的動盪與應變之道。在經濟上,全然福利保障已被拆解,階級分化逐漸明顯,全球經濟威力逐漸入侵;在政治上,傳統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聚集政黨、工會、專業團體、社會運動代表共商國事、排解紛爭、簽署協議,已逐漸鬆散,特別是年輕的世代,對於政黨、階級、運動的認同度減低,取而代之是一種反政治化的習氣,遠離既有社會體制,自創生活方式的哲學;在種族部份,傳統的同一性不復存在,20%的人口為移民背景,原住民的特質與血統被強調,在首都Stockholm某些小學中,學生母語的數目就高達20種,有關種族歧視的問題時有所聞,但社會進步的力量也在全力消除這個問題。就文化花費的的選擇上,瑞典仍維持相當高額的消費,如行動電話每一千人就有282支,為世界第一高。如此消費反映出利基市場的存在,並導向高度個人化訴求的商品社會,衝擊到電視節目生產的策略。這些因素互相組合衝擊,拆解了過去公共電視服務,所訴求的單一國家文化的基礎。 這樣的轉變也正如一般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就是無論就經濟、政治、種族、文化角度來看,社會族群將持續地分殊化、社會議題將持續地零碎化。不過在傳統與當前世代(SVT壟斷與商業電視台之競爭)的交替衝突中,瑞典的電視媒體文化仍存在一個良好的機制作協調,正如同其政治文化的根本精神。 Dahlgren教授認為一個民主的文化其實依賴兩個支柱而恢弘起來,一個是體制的系統,另一個是文化的形式。就體制而言,代表著正式與法律面向,定義民主在於政府的構成、定期的選舉、公民參政的管道;就文化而言,是以每日生活的經驗為參照點,強調其中共享的價值、規範、實務。對於民主文化而言,兩者應是相輔相成,因為正式的骨架需要文化生命的滋潤才能運作,而文化的活力需要法定的權利與保障才能生氣活現。 以致在這樣分化的趨勢中,國家倒不會追尋自由主義的原子化社會雛形,將社會的分殊歸入個人層面上來探討,將其視為互向競爭的利益團體來看待;反而國家的分殊化,能創造出在不同文化精神下的分立集體,以民主方式互動、辯論、成長。換句話說,市民的文化非一種求取統合或強調自我的精神,而是即或立基在不同的生活經驗上,卻仍能共同認定以民主的價值與處理程序,來聚合不同的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地面波電視的社會分工 而TV4所訴求的流行文化取向,特別是在新聞節目上,注入流行的風格與題材、日常生活的內涵、調查性的報導,使得嚴肅的話題更為廣泛地流傳,成為社會共同的話題,外加談話性節目,更形成整個社會的焦點;TV4顯然象徵一種更新的民間文化,嘗試讓不同文化團體尋找重疊的焦點,進而在衍生出多元的對應,產生新的生活文化,再與國家文化互動成長,這總稱為一種雙面向心的節目手法(a doubly centripetal manner)。所以Dahlgren認為TV4是一種「流行的公共服務」,也是一種另類的公共電視服務。 數位電視的選擇之路 至今為止,瑞典顯然在變局之下,成功地打造了健康進步的無線電視生態,搭配著社會福利國家的民主文化素養,使電視節目可以生氣盎然地與社會整體及分眾共同成長。我們殷切地希望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數位電視的未來呢? Dahlgren認為在數位電視發展上,雖然是一種分眾化服務以及電視商務的開發為導向,然而立基在高度肯定市民文化的角度上,不但無須迴避新科技,而且還肯定數位科技可以強化公共服務,以當作多元傳播空間的向心支撐與活化民間文化的快速管道。 在政府的明確引導下,瑞典產業界也發揮極大的集體活力,參與策畫數位化的工程。首先他們釐定了對數位化正確的認識(Brandrud, 1999):
NorDig成立於1997年,旋即於1998年5月公佈STB的標準工法(specifications),供欲投資數位電視的廣播與電信業者使用,反而刺激了商業電視業界加入NorDig Agreement,以免遭到排擠,其中包括:Canal Digital、Canal Plus、Modern Time Group (Kinnevik)。如此,使STB市場中的公開使用規格(common solution)與獨家系統規格(proprietary solution)展開競爭。 在整體行動中,由於瑞典政府積極引導,使該國的公共與商業地面波電視台充分地合作,達成對開放的機上盒工法(the specifications for an open set top box)最多的協議。除了機上盒的協議,在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市場上,更由國家電信公司Teracom、SVT、TV4共同成立一家公司Senda,來研發共同運作的系統,同時負責共同EPG的開發。 SVT於1998年開始實驗24小時的新聞台,目前已經正式推出數位新聞頻道,稱為SVT24,但在清晨與早午時段、或偶而重要的晚間時段,仍有類比訊號播出,以嘉惠更多觀眾。瑞典的數位電視政策,推行至今有許多創見與在地的思考,展現在以下諸端措施:
於此,Dahlgren特別強調互動性分為兩種:Mild與Intense interactivity。所謂Mild的意涵在於,讓觀眾在適當的時間上,選擇到喜好的節目,一種策略性的抉擇;Intense的意涵在於如同網際網路上的討論團體,隨時邊找資料邊發表看法,並結交網友。Dahlgren認為,現階段電視的價值仍在看節目的娛樂功能上,非高度參與性的媒體;因此公共電視應奠基在如此基礎上發展,讓寬頻提供更多節目、更多元價值、以及核心節目更多重的播出,盡量減輕頻道選擇上的衝突、或即時與檔案資料選擇上的衝突,他總結說:Faster is not always better。Dahlgren更警告說,想要使談話或辯論節目,成為投票或民意測驗的互動節目,將會在極短時間內簡化形成一種「激情民主」(hyperdemocracy)、「按鈕式民主」(push-button democracy),如此快速反應的文化,反而嚴重扭曲市民文化的活絡基礎價值,科技是不能單靠賴自身來貢獻民主! 總結,瑞典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一個相當令人期待的數位文化,她展現出一些發展模式值得我們深入省思:
參考資料: Dahlgren, Peter (1999). Public service media, old and new: Vitalizing a civic cul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4): 495-514. http://www.fas.umontreal.ca/COM/spry/spry-pd-lec.html Brandrud, Rolf (1999). Digital TV and public servic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Jens F. Jensen & Cathy Toscan (eds.). Interactive Television: TV
of the future-or the future of TV? Aalborg,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nrk.no/interaktiv/artikler/dtv-psb.htm Kleberg, Madeleine (1996). The history of Swedish television-three stages. In Ib Bondebjerg and Francesco Bono (eds.). Television in Scandinavia--History,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Luton, Bedfordshire: John Libbey Media, 182-207. Milner, Henry著;陳美伶譯(1996):《社會民主的實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Digital SVT Channels--About Sveriges Television (SVT) http://www.svt.se/hela/inenglish/digit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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