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發部 羅慧雯(2003/3)

資訊社會高峰會之背景與目的

今年1月13日至15日職奉派至日本東京參加由聯合國主導之「資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簡稱WSIS）之「亞洲區域會議」（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ㄏ而此次在東京舉辦之亞洲區域會議性質上則為資訊社會高峰會之區域預備會議，以下即針對資訊社會高峰會之籌辦過程及所欲達成之目的分別說明。

一、 2001年所召開之ITU理事會中，具體決定了舉辦高峰會的日程與計畫。第一階段為2003年在日內瓦舉行[1]，第二階段則於2005年在突尼斯舉行。第一階段的重點是，就如何面對資訊社會挑戰之議題，特別是找出消弭數位落差之解決方案，建立一個共同的願景和行動計畫，第二階段的會議則是評估第一階段的執行成果並繼續相關的活動。

二、 2001年底所召開的第56屆聯合國大會，則以第183號決議文正式同意ITU所提出的高峰會之架構，並肯定ITU在高峰會和準備過程中的領導角色。此份決議文對於資訊社會高峰會之舉辦方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聯合國在決議文中強調藉由國際合作加強各國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簡稱ICT）的實力，以促進各國發展。決議文也建議在正式高峰會舉辦之前，宜舉行準備會議，訂定高峰會的議題，決定其他利害攸關者(stakeholder)參與的可能性，並提出宣言和行動計畫的草案。除此之外，決議文也揭示了高峰會擴大參與的精神，鼓勵其他相關的聯合國機構、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NGO)、市民社會、民間部門參與。

三、 前述第183號決議充分顯示近年來NGO國際串連的成果，近年來因為NGO的努力，使得許多原本只讓政府代表參加的國際會議也歡迎NGO參與。事實上早在1998年聯合國秘書長的報告中就已認可了NGO對聯合國大會提出宣言的權利，此一肯定堪稱是NGO參與國際事務的里程碑。報告中說NGO不再是資訊的傳播者，也是政策的形塑者、公眾與跨政府事務間的橋樑。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國雖非聯合國之會員國，但公共電視仍可以NGO的身份參與此一意義深遠、影響極廣的聯合國之周邊會議。

區域性的參與、全球性的共識

於東京舉行的亞洲區域會議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產生的。會議目的在於凝聚亞洲的區域共識，提出一個共同的資訊社會願景和策略，並且討論如何協力使亞洲地區成功轉型至資訊社會，以促成和增進此區域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的發展。會議強調資訊社會的目標必須是讓社會的每個階層都能善用ICT，藉著遍布資訊網路，和保存地區的多樣性和文化遺產，使所有的人都能分享ICT所帶來的政經利益。換言之，會議不僅要討論如何利用ICT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等的發展，也包括如何在發展過程中兼顧公平正義、消弭數位落差、維護並伸張基本人權之傳播權。

在亞洲會議舉行之前，各大區域的會議已陸續展開。非洲的區域會議於2002年5月於馬利舉行，第一次準備會議也在2002年7月於瑞士日內瓦舉行，2002年11月汎歐會議於羅馬尼亞舉行。緊接在亞洲區域會議之後的，則是2003年1月29日於多明尼加舉行的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的區域會議、和2月17日至28日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二次準備會議。至於NGO方面，在亞洲會議召開之前，亞洲許多國家的NGO也已在2002年11月22至24日，於泰國曼谷召開共識會議[2]。由以上的資料可得知關於高峰會的各種凝聚共識的活動，已從去年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雖然先前各項會議都是以區域性會議為主，但推動資訊社會落實發展的共識卻是全球性的。

公視參與的意義

然而台灣因中國政府的刻意打壓，長期被隔離於國際社會之外，有關國際會議的資訊非常欠缺，對於這場目的在打造全球資訊社會美麗願景的高峰會之籌備狀況，國內沒有多少人知曉。因此這次公視以NGO的身分與會，別具意義，不僅瞭解了其他亞洲各國在資訊社會方面的發展狀況與問題，更清楚了縱使資訊傳播科技再發展，傳統廣電媒體的影響力仍在的事實，因此消弭數位落差與製播優質節目仍是公視責無旁貸的使命。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中國代表使用野蠻手段干擾會議、杯葛公視和其他三個來自台灣的NGO與會，導致整個會議中斷達五個小時以上；職從目睹中國代表鬧場，到全程參加與日本政府的協調過程、還有在會場外掛牌（WSIS For All）抗議，會後並和其他各國的NGO針對中國破壞「廣邀利害攸關者」的高峰會精神而舉辦記者會，這些協商、串連過程佔了此次參加會議的大部分時間，因此職認為有必要在此報告中詳加說明。況且此一突發事件，雖然在場的平面媒體或多或少都有報導（例如國際媒體「美聯社」、網路發刊的「IDG News」、日本的「每日新聞」、專供稿給日本各大報的「共同通信社」），但或許是因政治考量，報導大多過於簡化，或與事實有所出入，加上國內並沒有媒體前往，都是引用外電報導，以訛傳訛，職基於職責，下面的報告除了介紹會議狀況和評估公視應持續參與之外，將詳細描述中國代表在兩天半的會議中，浪費與會者將近八小時的時間，只為讓台灣的名字消失於會議的所有過程。希望讓關心此事的人瞭解真相，也希望有助於相關人士思考將來遇到類似狀況時的對策。

會議第一天，中國代表就開始鬧場

大會從1月13日早上開始，由日本總務省（MPHPT）、外務省、ESCAP（聯合國亞太經社委員會）主辦，ITU、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六個聯合國相關機構協辦。為期兩天半，共有48個國家、21個國際組織、53個民間部門企業、和116個NGO參加。大會由主辦單位的演講揭開了序幕，之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等協辦單位的演講。內容不外乎強調發展ICT的重要性，例如ICT的發展讓個人更容易取得資訊、利用資訊，ICT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行政的透明、和效率的提高，除此之外，也可以解決貧窮問題和醫療問題。但是ICT 的發展所衍生的隱私權、網路犯罪等問題、也必須是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這些演講者也都不忘強調亞太地區具有多樣性的特色，應該考慮整體區域的特色向高峰會提出建言。

演講結束之後，主席說明大會的議程與議事規則，此時中國政府代表[3]舉手發言，質疑日本地主國所定的議事規則不清楚，主席一再說明議事規則都已寫明在大家手上的文件中，不須逐一於會議中說明，中國代表仍得理不饒人，甚至語帶羞辱、譏諷地主國準備不周，要求秘書處出示比會議手冊上所列的議程更為詳細的議程、要求主席說明日本政府邀請NGO的標準何在等問題，接著，主席、秘書處和ITU代表等一再說明因為2002年夏天於日內瓦舉行的第一次準備會議和此次區域會議性質不同，那時的規則並不直接適用於此次區域性會議，同時也說明NGO不須經過各個國家做資格認可（accreditation）、日本政府有權決定邀請哪些NGO與會，如此才是合乎區域會議廣納區域內成員意見的會議精神，他們也強調此次會議的NGO參與模式，是非正式（informal）模式，所以更不需要經過資格認可。在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辦單位做過清楚說明之後，中國代表依舊糾纏不休，並且有伊朗等國零星發言支持。整個過程中僅有澳洲政府代表發言主張所有申請的NGO均應在受邀之列，不須各國政府做資格認可才合乎大會精神。這些討論因下午議程為分場地的分組討論而暫時停止，之後雖未見中國代表繼續在檯面上為難主辦單位，但是根據職的側面了解，中國代表私下仍不斷對主辦單位施壓。

中國釀成的風波，暫時告一段落，職與其他NGO在休息時間做過討論，大家都不解中國何必大張旗鼓，如此羞辱日本，並引起在場NGO的公憤，當時職還沒警覺到此舉乃是針對台灣而來。

分組討論

在接下來的小組討論中，職參與了關於文化多樣性、電子經濟、NGO的分組討論。從各個分組討論中，深感台灣所處的亞太區域，不僅文化多元，各國的發展情況也差異頗大，在馬來西亞、韓國政府全力支持網路建設的同時，對太平洋島國而言，傳真都是新奇的電信服務，更遑論網路的使用，而一個擁有全世界65%的人口、3000種以上的語言、貧富差距很大，全世界75%的窮人集中在此的區域，究竟如何集體成功轉型至資訊社會？如果沒有及早準備、思考對策，可預見的是，隨著ICT的發展，國家間與國家內部的數位落差，和在地文化的保存傳承問題將更加嚴重。與會者有人分享網路技術（例如漢字圈的漢字相容問題）的發展經驗，另一方面也有人擔憂網路的普及會使語言的多樣性消失；有人認為ICT的發展是商機，也有人認為比起ICT 帶來的經濟發展，公平近用ICT和保護個人權利等的人權議題才是更應該被重視的問題。

在這些分組討論的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後一場由NGO主持與參加的討論，會中討論資訊社會和傳播權的定義，與談人都主張傳播權是基本權利，強調社會各階層都能參與、監督資訊社會的相關政策。會議中日本的BHN（Basic Human Needs Association）分享了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電信、並將電信運用在人才培育、醫療上的經驗﹔菲律賓的女性草根運動者，強調女性參與資訊社會政策之重要﹔同樣來自菲律賓的社會運動者，則以青年世代參與為主題，認為ICT的發展必須利用在年輕人的教育及就業上。韓國的媒體運動者，除了論述傳播權的重要性之外，也強調在商營媒體橫行的資訊社會時代中，人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公共媒體，如此才能解決推行媒體素養、增加公眾近用、扶植獨立製片等問題。

第一天的活動就在晚上APT（Asia-Pacific Telecommunity）主辦的晚宴中結束了。

晚宴雖然採自取餐點的方式進行，但輕鬆中不失隆重，主辦單位安排傳統日本歌舞在台上表演，台下則是人聲鼎沸，職與台灣其他NGO，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網域、亞太公共事務論壇等組織與其他NGO討論各國推展ICT的草根運動，和此次以NGO整體為名，提給「東京宣言」建議的大致內容，值得一提的是，這過程中沒有遇到任何來自中國的NGO。

第二天，中國政府代表以壓克力名牌敲打會議桌干擾會議進行

第二天，是深受文化衝擊的一天。在執行秘書處、聯合國秘書處、ITU秘書處、準備會議主席等報告之後，原本預定的議程是各國代表和各個國際機關發表聲明。但在主席請阿富汗發言之後，中國代表不顧別人發言權利，一再以寫著中國國名的壓克力名牌敲打會議桌，干擾阿富汗代表發言。在主席裁示依照既定議程進行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又以敲打名牌、發出噪音的方式干擾會議，此時現場的議論聲不止。主席無奈地請其發言後，中國代表依舊重複前一天有關議事規則和NGO的主題，完全不理會主席、秘書處和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如ITU、UNDP和UNESCO等代表的解釋，一再進行冗長的發言，甚至在其他國家代表發言時，或是在主席沒有准許其優先發言時，繼續敲打名牌抗議，前後長達半小時之久。其不遵守大會秩序的野蠻行徑引發不少與會者私下議論紛紛。後來因為日本首相已經抵達會場、準備上台發表演說，因此主席宣布必須暫時停止討論，並且承諾日本首相演說完畢後再度賦予中國政府代表發言機會，中國代表才停止干擾會議。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蒞會發表演說

小泉純一郎首相到達現場之後，申論了資訊社會的便利與可能帶來的諸如隱私權和資訊安全的新課題，並宣示日本要在2005年前成為世界最先端的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國家，努力創造「經濟成長」，和建構「安全又令人安心的社會」。

在日本首相發表演說後，中國代表持續鬧場，這次終於說出其真正意圖，強調UN的一個中國原則應該適用於此次區域會議，中國歡迎NGO參加會議，但是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反對未經中國政府資格認可的台灣NGO成員參加會議，因為未經政府資格認可的NGO成員極可能是危險的（dangerous），也可能是恐怖份子（terrorists）。此話一出，絕大多數在場的NGO部門成員深覺無理而不可思議，一片嘩然。雖然澳洲政府再度發言表達支持NGO廣泛參與的立場，印度政府也發言表明其雖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但是或許可以找出折衷方案，但是伊朗、馬來西亞等幾個國家代表則發言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其他絕大多數的國家依然保持沈默，即使幾個和我國有邦交的幾個太平洋島國，亦未發言。在主辦單位一再說明此次會議的精神，中國代表仍不接受，堅持繼續杯葛會議，主席只好在十一點左右宣布中午休息時間已到，暫時休會，接著則展開協調過程，會議中斷達近五小時之久。

在這段時間內，有許多政府代表、NGO私下向職表示支持台灣與會，他們並說中國血腥鎮壓法輪功、封殺部分網站的這種漠視人民自由與權利、背離資訊社會潮流的惡行，已經是人盡皆知，今天竟也敢在莊重的國際會議上耍流氓，真是貽笑大方，讓人懷疑其進入資訊社會的決心與誠意。

冗長的協商過程

我們幾個來自台灣的NGO成員，透過日本NGO友人和日本政府代表協調，雙方在國名、組織名稱、個人名義等多種組合的可能性中尋求解套，但皆受阻於中國政府不願接受讓步，堅持我們必須去掉台灣和組織名稱，並冠上中國國名，方得繼續參與會議，中國政府強硬到連日本政府提出的「Chinese Taipei」都不接受。我們向日本政府表達我們不能順應中國無理的要求，日本政府則指出他們可以理解我們的立場，不過他們希望我們繼續留下來開會，而在名稱上，他們希望能將我們的組織名稱改為日本NGO。因為見到這兩天來日本政府受到中國代表公開羞辱、挑釁，承受了極大的壓力，並且感受到日本政府的誠意，最後我們決定體諒地主國的立場，而採取各自表述的方式進行，亦即日本政府在會場上做平息中國的處理，我們則發表和散發抗議聲明。於是接下來我們開始撰寫和印發抗議聲明，聲明中寫著台灣在全球資訊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國際社會不應讓台灣在此全球對話中缺席。會議在暫停五小時之後於下午將近四點重新開始，主席宣佈基於大會出席國家代表的共識，而非地主國的宣佈，此次沒有任何來自於中國台灣的NGO成員參與會議（There are no NGOs from Taiwan, China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nference.），當時參與協商的台灣NGO成員，皆在會場外將抗議聲明散發給國際媒體和與會者信箱，也因此引起會場上一片無可奈何的笑聲。同時，主席亦宣佈稍後會做List correction，最後我們台灣NGO成員全部被秘書處修改為隸屬於一位日本NGO友人負責的 Dot Force NPO Committee[4]。因此，保留在網站上的參加名冊上雖留有我們的名字，卻沒有任何「Taiwan」的字樣。即使如此，中國代表依然繼續抗議台灣NGO成員在議事廳外散發非法（illegal）文件， 現場的日本秘書處人員亦作勢維持秩序，制止我們使用大會的pigeonhole系統散發抗議聲明給與會者，職因此挨了秘書處人員一拳(現場也有其他秘書處人員、台灣人權促進會的代表、亞太公共事務論壇的代表目睹)，但是日本方面終究未做強力制止，以讓我們將手上印好的抗議聲明散發殆盡，日本秘書處人員除了那一次作勢阻止傳單散發之外，並未繼續阻撓，亦未取走任何已經散發的聲明。事後，許多人建議職應該要求該秘書處人員道歉，但職經過多方考慮，為避免飽受屈辱的日本政府再次難堪，也避免今後地主國在邀請台灣NGO參加時會有所顧慮(例如乾脆不邀台灣)，職在事後接受各媒體採訪時，都沒提到此暴力事件。

對於中國政府代表堅持必須有國名，寧願要台灣NGO成員在名義上變更為國籍「日本」[5]，而捨棄原先名冊上印製的「Taiwan, China」，與會者皆感到啼笑皆非。

第二天原本安排從一早開始進行各國代表陳述聲明的議程，就在中國的鬧場下，遲至傍晚才開始。隨後職與其他亞太地區支援我們的NGO友人籌劃接下來的因應方式。由於職接受記者採訪和與其他NGO友人籌畫因應方式，因此只有斷斷續續聽到印度、寮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陳述其國家的ICT發展及對國際合作或區域合作的期待。中國鬧場結束之後，會議進行順暢無比。但原本應該在傍晚舉行的亞太廣播聯盟（Asia-Pacific Broadcasting Union，簡稱ABU）[6]會長海老澤發表談話的活動，則延到晚上八點後舉行。

ABU會長強調數位時代中廣播的角色

亞太廣電聯盟（ABU）的海老澤會長[7]在演講中強調廣播讓人們能普遍近用資訊，是最有效的凝聚社群的方式，同時也能促進社會的多元和民主的參與，使人們能從不同的觀點討論議題。在文化多樣性方面，廣播能推廣不同的文化，甚至創造新的文化形式。海老澤也主張廣播有助於促進全球議題的和平對話，這些議題包括人口、糧食、資源、環境、教育問題。海老澤的發言使原來對「broadcasting」隻字未提的東京宣言草案，增加了關於廣播的內容：「使用ICT來加強廣播和報紙等傳統媒體的力量，因為在資訊社會中傳統媒體仍繼續扮演傳播內容的重要角色」。海老澤並引用日本NHK發展高畫質電視、字幕系統的經驗，說明廣播業者應充分利用資訊社會的新技術，讓所有公民普遍近用資訊、豐富生活。

第三天，大會宣讀東京宣言

第三天，大會以宣讀長達11頁的「東京宣言」作為結束，宣言內容如同先前所設定的目標，涵蓋廣泛，除了宣示發展ICT以提升經濟成長、解決貧窮問題外，消弭數位落差，維持文化多樣性、性別平等議題、資訊安全問題、智慧財產權所造成的消費者權益受損的問題，也都包含在內。

其中和廣播電視相關的內容歸納如下：

一、基礎建設的發展：資訊社會的發展必須以國際相容技術之平台為基礎。

二、保存語言和文化之多樣性、並提升在地內容：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可表現不同的價值觀與意見、並能豐富社會的發展；利用人們熟悉的語言和文化脈絡，有利於資訊的傳播和使用。

三、建立法律、管制、政策架構：資訊社會的轉型需要在全球、區域、和國家層次上建立適當、透明的法律、管制、政策架構。

四、確保智慧財產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

智慧財產權在促進內容發展的創新上的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必要確保智慧財產權和使用者利益之間的平衡，也必須考慮到多邊組織在智慧財產權議題上的全球共識。

NGO角色被矮化

這次會議由於中國政府代表公開反對NGO進入跨部門的東京宣言草擬小組(drafting committee)，因此地主國日本政府採折衷辦法，仍讓NGO的代表[8]進入由政府代表、民間企業、國際組織所組成的草擬小組，但將此小組的名稱改為「非正式諮詢小組」（informal consultation group），其歷經一晚所討論出的「宣言」，則稱為「非正式文件」（non-paper），必須在會議最後一天經過大會同意之後才能成為正式宣言。亞洲地區的NGO成員於會後發表「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on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ivil Society Observations and Response to the Tokyo Declaration」[9]的聲明，認為如此動輒將NGO的參與稱為「informal」的行為，顯然是對市民社會缺乏信任、矮化利益攸關者的地位。

WSIS For All

大會正式結束之後，大部分的NGO成員和準備會議主席、ITU代表舉行了一次超過一小時的會談溝通，在場的NGO成員充分表達了支持台灣的立場，兩位聯合國代表亦允諾願意研究可行的解決模式處理這類問題。

大會結束後，準備會議主席與NGO舉行會談溝通。圖左是NGO代表會津泉，右邊是準備會議主席Adama Samassekou。

各國NGO於會場外掛牌抗議，聲援台灣

亞洲地區NGO成員之所以願意如此支持台灣，除了基於中國的主張對於所有NGO均不利之外，也是基於和其他多數與會者有相同的觀感：中國代表在此一事件中不但充分流露出對NGO部門的不友善，而且表達方式粗魯無文又不講道理，甚至逼迫大會必須公開說謊宣稱沒有任何台灣NGO成員與會。他們大多與我們一起在會談結束後舉行記者會，強調會議廣邀NGO的精神，一起發出「WSIS For All」的聲音。

舉行記者會，抗議中國代表在會議中野蠻地杯葛台灣、矮化NGO。

亞洲會議給公視的啟示：資訊社會中公共媒體的角色更形重要

這次會議中無論是政府代表、或民間部門與NGO，皆強調資訊傳播科技的發展帶給人們許多便利，從生活到學習、醫療、工作等各領域，都能更有效率的完成；人與人之間，或社群與社群之間，也都能跨越時空的限制，達成更有效的溝通和連結。但是與會者也都體認到科技的進步未必使所有的人都能均霑同等的利益，目前先進國家都已出現近用網路、新電信服務的不平等問題，有識者甚至認為這樣的數位落差也會造成知識落差。從此角度來看公視，更能彰顯數位時代中公視的意義。與新形態的資訊服務相較，無線電視的範圍幾乎可說是無遠弗界，無論是富者、貧者，各種階層都不需付費，即可享受到無線電視的服務。因此公視不應因為新型態的傳播服務與訊息來源的增加而有所懈怠，更應努力製播多元優質節目、讓不同族群都有近用媒體的機會、提供更多關於資訊社會素養的資訊給觀眾，如此才能平衡新科技所帶來的落差問題。此外，網路普及帶來強勢文化、強勢語言的滲透問題，也必須靠公共電視製播加強本國文化節目，才能使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的特質繼續保存，發揚本國文化的價值。

會議之省思：台灣應積極蒐集關於NGO參與國際會議之相關資訊

此次區域會議雖已落幕，但留下許多值得我們省思之處，以下職提出此次會議的觀察與建議，供相關單位或其他NGO參考，希望往後台灣在資訊社會的相關議題上能再接再厲，迎頭趕上，和全球資訊社會接軌。

開幕當天，我們從大會印發的參加者名冊中發現我們的國名欄被改成「Taiwan, China」就覺得很奇怪，因為當初申請時我們都是以「Taiwan」的名字申請參加。但由於NGO成員在此次會議中的定位為「觀察員」[10]，並不像各國及國際組織代表一樣在會場上享有發言權，因此只能私下向秘書處表示不滿，秘書處的回應是，主辦國在決定邀請台灣NGO與會的過程中就已遭遇到中國壓力，這也是我們取得正式確認信和邀請函時間晚於其他國家NGO的原因，日本方面希望我們能諒解日本必須遵循聯合國國名標示政策的苦衷，同時也勸說我們以實質參與會議活動為重。

然而即使認清了國際現實對我們不利，我們也沒有藉口自我封閉。此事件反應的正是台灣不夠積極的問題，無論是政府或非政府部門，在許多國際事務上的反應都稍顯遲鈍。此一分兩階段舉行的資訊社會高峰會及一連串之會前會，無論對聯合國社群或國際NGO社群[11]而言，都是籌劃已久的大事，整個活動的熱烈程度不下於2002年在南非舉行的永續發展高峰會。可惜的是，台灣不僅未能親自參與去年夏天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第一次準備會議，就連這次亞洲區域會議，台灣也只有少數NGO參與。我們這些參與者由於人力、物力和時間有限，也無充分資源可以蒐集相關活動的第一手資訊，只能透過個人的國外人際網絡，和勤於瀏覽網站，嘗試拼湊資訊高峰會的全貌。在此令人不禁感嘆，政府提倡NGO外交已有多年，外交部並設有NGO委員會，但是否曾經有系統地蒐集國際NGO活動的最新訊息，詳細研究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裡容納NGO的相關遊戲規則、進而分享給國內有興趣參與國際NGO活動的團體？徒有口號的NGO外交不僅使國內有心參與國際NGO活動者求助無門，甚至使有經驗者無法繼續貢獻或承傳經驗。倘若，我們真的願意嚴肅看待資訊社會此一議題的重要性，也珍惜真正的NGO的國際參與機會，那麼，如何自此次WSIS亞洲區域會議的事件中累積經驗，應該是相當緊要的關鍵。尤其，這次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掛上Taiwan這個名字，就必須遭到中國的排擠而出局，更是一個相當大的警惕。倘若我們再不加緊了解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正式與非正式遊戲規則，以及國際NGO活動的發展模式，那麼在這種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的情形下，必會使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更形狹隘。

資訊社會高峰會之影響深遠，應持續關注與參與

職此次奉派參與資訊社會高峰會亞洲區域會議，雖受限於國際政治現實而無法全程瞭解所有議題，但已深刻體認到資訊社會相關議題對公視有極重大之意義，我們不僅應持續關注此議題之國際發展，更應尋求更有效的參與途徑。促使職形成此種想法的主要原因有幾項：

一、在會議過程中可看到各個NGO在各種小組討論中，重申其關心傳播權的立場，並利用休息時間，聚在NGO辦公室裡討論宣言內容，呼籲各國政府在重視經濟成長之外，不能忽視言論自由、文化多樣性、性別、隱私權等議題。看到各個NGO如此熱情地分享彼此的運動經驗，職不僅深受感動，更深覺NGO在國際社會扮演的角色越發重要。公視作為公共媒體，負有消弭數位落差的責任，同時也負有製播優質節目、深植本國文化內涵的使命，這和各國NGO的關心一致，多與各國NGO串連，不僅能掌握世界脈動，瞭解資訊社會的新課題，同時也能貢獻台灣經驗給國際社會。這樣的交流絕不是透過平常上網互通電子郵件或瀏覽會議資料就可達成的，正所謂「People respond to people, not paper」，何況許多會議發表人都沒將資料發給現場觀眾，事後也沒留資料在WSIS的網站上。我們唯有實地接觸到這些人，建立起跨國的人際網絡，才能持續利用網路進行討論交流。

二、 公視應持續關注高峰會發展的第二個理由，數位時代中廣播電視的角色並不因ICT的發展而相形遜色，公視除了瞭解ICT的發展帶來的其他傳播平台的改變之外，也必須瞭解廣電同業如何看待資訊社會的來臨、如何利用ICT善盡廣播電視的公共責任。如同此次會議中ABU和太平洋國家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所言，未來廣播電視在促進民主、多元、保存傳統文化方面扮演的角色將更重要。又如提倡傳播權的韓國的Kim Jeong-woo所說的，在私有化概念盛行的時代裡，公共媒體的功能更不可被忽視。EBU（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IAB（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也曾在2002年11月的資訊社會高峰會的汎歐區域會議中提出了類似的宣言，他們主張：

1. 應將提供優質內容給資訊社會視為最重要的事情；

2. 尊重與提升基本自由和價值.；

3. 在數位時代中廣播電視是促進民主和加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雖然此次除了NHK、和ABU之外並沒有其他廣電同業與會，但職有幸與去年年中甫上任的亞太廣播聯盟（ABU）秘書長David Astley於會議結束後共進晚餐，討論台灣加入ABU的可能性，並交換資訊社會願景的意見，David允諾在任內協助台灣加入ABU，也算是此行收穫之一。原籍澳洲、到過台北的David，對台灣的印象非常好。David說儘管來自中國的壓力很大，但基於公視的亮麗表現，讓公視加入 ABU，將有利於所有會員。ABU是世界上主要的廣電聯盟之一，也是亞太地區最大、最主要的廣電聯盟，加入聯盟的會員享有新聞交換、作品參賽與觀摩、參與教育訓練等的權益。公視若獲准加入，有助於瞭解亞洲、和亞洲各國合作。

三、去年11月於香港舉行的公營廣播機構(PBI)國際年會中達成公營廣播機構應積極參與WSIS的共識，相信今年年底12月於日內瓦舉行的世界高峰會，會有更多的公共媒體參與。另外，由一個倡導公共媒體的非政府組織「世界廣播電視協會」（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12]和UNDPI（United Nation Developmet Programme）、EBU、瑞士政府聯合主辦的「世界電子媒體論壇」（UN World Forum on Electronic Media）也將在日內瓦舉行，公視若派員參與，將可瞭解高峰會的會議狀況及達成的具體行動計畫，也可同時參與電子媒體論壇，結識更多廣電同業，一舉數得。

基於以上三項理由，職建議公視仍應持續觀察甚至參與年底在日內瓦舉行之資訊社會高峰會。

* 本文中關於中國鬧場的經過，係與劉靜怡（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副教授，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暨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監察人）合寫，已發表於Taiwan News第67期（2003.2.6-2003.2.19）

參考網站：

http://www.itu.int/wsis/

http://www.geneva2003.org/wsis/indexa02.htm

http://www.wsis-japan.jp/japanese/

http://www.glocom.ac.jp

http://www.wsis-japan.jp/documents/ngo_01.pdf

http://www.wsis-japan.jp/documents/contributions.html

http://www.abu.org.my/main.htm

http://www.cmrtv.org/cmrtv-pres-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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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期已決定為2003年12月10日至12日。

[2] 會議所形成的報告，詳見http://www.wsis-japan.jp/documents/ngo_25.pdf。曼谷的共識會議之後，各國NGO以Communication@wsisasia.org作為溝通聯絡的方法。

[3] 職稱為外交部三等秘書

[4] 該NGO由日本著名智庫GLOCOM負責，參見http://www.glocom.ac.jp/dotforce/j/。

[5] 除此之外，秘書處還將修正版的參加者名冊上的「country」一欄名稱改為「etc.」，但實際上的內容還是國名。

[6] 關於ABU，詳見http://www.abu.org.my/main.htm

[7] 海老澤也是日本NHK的會長

[8] 此次的NGO代表為日本著名智庫GLOCOM(Center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s)的研究員會津泉（Izumi Aizu）。GLOCOM以早在80年代日本網路尚未普及之前就開始研究「資訊社會」而聞名，因此這次的NGO活動是由GLOCOM所組織、負責的，GLOCOM並募集到補助金給部分NGO，讓缺乏資源與財力的NGO能遠赴日本與會。Izumi對台灣相當友善，是居中協調讓台灣能留下來繼續參與活動的一大功臣。

[9] 來自台灣的四個NGO組織，也都連署了這份文件。

[10] 秘書處的資料上註明民間部門和NGO只是觀察員，雖可提宣言或書面資料給大會，但不具發言權與投票權，若要發言，則要主席裁示許可。

[11] 例如倡導傳播權的CRIS（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運動，就緊盯著WSIS的籌備過程，詳見http://www.crisinfo.org/。

[12] 詳見http://www.cmrtv.org/cmrtv-pres-e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