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 薩爾瓦多日記

導演分享主角幕後感言首映記者會

工人可以自己經營工廠嗎?當工廠面臨關廠的危機時,經營的工人要怎麼面對呢?

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有一家Just Garments(公平成衣廠),原本是台灣台南企業投資的工廠。2002年,台南企業無預警關廠,工廠工人的生計陷入危機,在向台南企業的上游廠商GAP抗議之後,台南企業回頭跟工會談判,並成立了一個由工人自己管理經營的成衣廠。這個工廠,馬上受到關注全球化議題的人士矚目,因為,它是全球1800個加工出口區中,唯一一個在公司跑掉後,仍透過談判而成立的新工廠。促成這個全球首例的關鍵人物,就是台灣世新大學的副教授陳信行。

2007年春天,Just Garments遇到空前的經營困境,陳信行決定去薩爾瓦多,和遠方的朋友們商量對策,並且陪伴他們。他才剛下飛機,他的好友,也是成衣廠的工人代表席貝多就告訴他,因為工廠積欠房租,廠房剛剛被房東鎖起來。工會幹部即將召開一個重要的會議,討論將來何去何從。工廠會關閉嗎?工人有什麼打算?

本部紀錄片的攝製小組,隨同陳信行遠赴薩爾瓦多,拍下了這個故事。從陳信行的日記,以及他和席貝多往返的748封信中,窺見了這段橫越太平洋的友誼。

獲獎

  • 2008台北電影節評審團特別推薦獎

參展

  • 2008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 2008廣州國際紀錄片影展
  • 2009香港華語紀錄片節
  • 2009德國杜賓根台灣電影節
 

薩爾瓦多日記 導演分享 (賀照緹)

在拍攝一系列成衣紡織和鞋業的題材時,我發現,在全球化的生產架構下,貧者給擠進邊緣角落的趨勢是十分的明顯,最清晰的例子,是在第三世界負責製造產品的工廠。拍著拍著,我心中浮現隱約的不安,全球化的腳步是擋不住的,在這個地球上,有可能找到逆勢求生的希望嗎?

沿著這個想法,2006年,我找到了陳信行教授,跟他討論去薩爾瓦多拍Just Garments 這個全球獨一的成衣工廠,看他們是怎麼活的。幾個月後,在2006年年末,Just Garments 的營運狀況起起伏伏,我心中也跟著忐忑不安。但我想至少能拍到工人在工廠裡車衣服吧!

就在我們登上飛機的時候,Just Garments 的廠房被房東鎖起來了,我只好丟掉原來的拍攝腳本,另起一個新的拍攝計畫。本來要看一群人建造夢想的過程,後來,變成講一個夢想破滅的故事。我的感想是,人面臨挫敗的經驗可能比打造夢想還要多得多。從中美洲這群工人的身上,我看到面對失敗的勇氣和力量。

 

兄弟之間--「薩爾瓦多日記」片中主角陳信行的幕後感言

「以前,我們只知道台灣是訓練出屠殺了成千上萬我們同胞的獨裁者道布依桑(Roberto D’aubuisson)的國家」,在最後一晚的送別晚會上,席貝多這麼說:「直到跟信行和他的同志們並肩作戰過,我們才很意外地知道原來台灣也有像我們這樣的人。」

 這是我這輩子所聽過的,最讓我感到驕傲的讚美之一。

我與席貝多、華津、和其他戰友們的緣分是很奇妙的。即使相隔大洋兩端,說著不同的語言,討論起問題來,我們幾乎從沒有溝通障礙。工人運動把我們緊緊連在一起。七年來的艱苦奮鬥中,我們之間的確有不可動搖的互信和默契。但是,我們真很少談對彼此的感覺。

首先,我們都是「男子漢」,可以討論正事、可以打屁開玩笑,要講些讓彼此感動的話,總覺得彆扭。而我之前的短暫造訪中,工會裡的姊妹,都比男人還 man。其次,跟刻板印象中熱情的拉丁美洲人不一樣,經歷過殘酷內戰的薩爾瓦多人,其實是很內斂的。幾乎跟戒嚴時代的台灣人一樣。這或許也是我們很能彼此瞭解的原因吧。

照緹的拍片計畫打破了我們的友誼中的衿持。她拿著攝影機,直直地要穿透到我們的內心。2002年的跨國抗爭結束之後,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把這段複雜得難以言說的經驗,整理成人家也許看得懂的一篇學術論文,但是我也只能談到外顯的那些行動、策略、因果、結構。而照緹要捕捉的,卻是我們的感覺。

要去拜訪華津的媽媽前一天傍晚,我們湊在酒吧裡聊天。華津有點猶豫,又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說。不知怎麼的,席貝多開始講他祖父母的出身,講他們怎麼從流浪的鄉間來到城市、、、。我忽然理解到,這兩個最堅定的戰友,認識了八、九年來,經歷過那麼多大風大浪之後,這是他們第一次跟彼此交代身世!我想,經歷過威權時代的人都能理解為什麼。我很榮幸那個時刻能在場,而這得感謝照緹的這部片子。

 

紀錄片「薩爾瓦多日記」 首映記者會 實錄 (撰稿 毛遠誠)

以全世界第一個由勞方與資方共同管理、位於薩爾瓦多的Just Garments(公平成衣廠)的運作為題材,歷時兩年拍攝的紀錄片「薩爾瓦多日記」,於2008年七月四日在台北電影節播映。

本片是「2008台北電影獎」的紀錄片獎項入圍影片,由公共電視台監製,導演為賀照緹。公共電視台表示,本片日後還會在公共電視頻道播出。

本片主題:跨越文化與身份的友誼、面對失敗的勇氣和力量

本片的主題是,促成Just Gaments成立的兩位實際參與者:Just Garments的法人代表席貝多(Garcia Gilberto),以及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陳信行副教授,兩人之間的情誼,以及,人在面對失敗時的勇氣與力量。

紀錄片的攝製小組,在2007年隨同陳信行遠赴薩爾瓦多,拍下了這個故事。導演賀照緹從陳信行的日記,以及陳信行和席貝多往返的748封信中,窺見了這段橫越太平洋的友誼。

Just Garments是在2002年成立。原來任職於台南企業薩爾瓦多廠的員工,在與資方談判的過程中,遭遇工廠高層的關廠決定。當時,廠內工人的生活立刻陷入困境,在國際組織在美國發動消費者運動、向台商的客戶施壓,以及工人發動跨國抗爭後,資方才又回頭與工人談判,並且成立了一個由工人自己經營管理的工廠。

這個工廠的成立,立刻受到關注全球化議題的人士矚目。因為,它是全世界一千八百多個加工出口區中,在資方離開後,還能透過談判而成立工廠的唯一案例,同時,它也是目前僅有的一個,由勞方與資方共同管理的成衣廠。而促成這個全球首例的關鍵人物之一,就是台灣世新大學的副教授陳信行。

Just Garments成立後,是以較佳的勞動條件生產T-Shirt,產品則是在省略了中間的盤商後,直接在美國的大學校園、公平貿易(Fair Trade)的店鋪中販售,銷售所得則是全數分配給廠內的成員。然而,2006年後,Just Garments的經營遭遇困難,本片忠實的紀錄了這段時間,成衣廠內成員的生活與反應。

本片的主角陳信行表示,希望觀眾看完這部紀錄片後,都能開始注意我們所穿的衣服是來自於哪裡、是由誰所生產:「在全球化的發展下,能讓我們展現自我、穿著舒適的衣服,可能是由遙遠國度、生活困苦的工人,在揮汗如雨的條件下所生產出來的」。

陳信行並且在記者會時,提供了相關的網路連結,呼籲媒體與民眾都能共同關注各國工人的勞動狀況:

導演賀照緹也認為,Just Gamrnets的例子顯示,人面臨挫敗的經驗,要比打造夢想還要多得多,而面對失敗的勇氣和力量,甚至比邁向成功的努力過程,還更值得關注。

本片緣起:你知道穿的衣服是從哪裡來的嗎

本片的製作團隊在2006年時,因為在期刊上讀到陳信行老師所寫的一篇,關於全球化與企業社會責任(CSR)的論文,而發現這個感人的故事,於是開始動念要記錄這個故事。

導演賀照緹說,「在拍攝一系列成衣紡織和鞋業的題材時,我發現,在全球化的生產架構下,貧者給擠進邊緣角落的趨勢是十分的明顯,最清晰的例子,是在第三世界負責製造產品的工廠。拍著拍著,我心中浮現隱約的不安,全球化的腳步是擋不住的,在這個地球上,有可能找到逆勢求生的希望嗎?」

台灣曾經靠著成衣的加工出口所賺到的外匯,而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台灣也曾經在1970年代擁有「成衣製造王國」的美譽,許多人的父母,甚至祖父母輩,都是在成衣生產線上,貢獻出他們人生中最精華的青春年代,靠著一針一線,養活了自己的家人與後代。然而,當台灣的經濟不再靠著成衣工人揮汗如雨的賺取外匯,而開始將成衣生產線移往其他國家時,我們要用什麼態度來看待這些工廠,在國外所雇用的工人?

陳信行的論文,在一般人耳熟能詳的「世界是平的」、「奮發向上」的論點中,似乎指出了另一種可能性。賀照緹說,「於是,沿著這個想法,2006年,我找到了陳信行教授,跟他討論去薩爾瓦多拍Just Garments 這個全球獨一的成衣工廠,想看看這些創造歷史的工人,他們是怎麼活的。幾個月後,在2006年年末,Just Garments 的營運狀況起起伏伏,我心中也跟著忐忑不安。但我想至少能拍到工人在工廠裡車衣服吧!」

本片拍攝過程

然而,事情也在此時發生變化。2007年春天,Just Garments遇到空前的經營困境,陳信行決定去薩爾瓦多,和遠方的朋友商量對策,並且陪伴他們。他才剛下飛機,他的好友,在成立Just Gamrnets過程中一起並肩作戰的伙伴,也是成衣廠的工人代表席貝多就告訴他,因為工廠積欠房租,廠房剛剛被房東鎖起來,所以工會幹部即將召開一個重要的會議,討論將來何去何從。

突發的狀況打亂了整個拍攝計畫。

賀照緹說:「我只好丟掉原來的拍攝腳本,另起一個新的拍攝計畫。本來要看一群人建造夢想的過程,後來,似乎變成在講一個夢想破滅的故事。」

意想不到的收穫

不過,這個意外的狀況,卻讓整部片有了不一樣的活力,製作小組反而有機會跳離事件記錄的典型,來探索這群開創歷史的參與者,他們的內心世界。

賀照緹說,拍片過程的最大感想是「人面臨挫敗的經驗可能比打造夢想還要多得多。從中美洲這群工人的身上,我看到面對失敗的勇氣和力量。」

本片主角之一的陳信行也表示:「照緹的拍片計畫打破了我們的友誼中的矜持」,「2002年的跨國抗爭結束之後,我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把這段複雜得難以言說的經驗,整理成人家也許看得懂的一篇學術論文。但是我也只能談到外顯的那些行動、策略、因果、結構。而照緹要捕捉的,卻是我們的感覺,她拿著攝影機,直直地要穿透到我們的內心。」

陳信行說,「我與席貝多、片子中的另一個主角華津,以及和其他戰友們的緣分是很奇妙的。即使相隔大洋兩端,說著不同的語言,討論起問題來,我們幾乎從沒有溝通障礙。工人運動把我們緊緊連在一起。七年來的艱苦奮鬥中,我們之間的確有不可動搖的互信和默契。但是,我們卻很少談對彼此的感覺。」

直到Just Garments召開內部成員會議的過程,才讓故事的主角陳信行,以及拍攝小組,有機會超越自身的經驗,深刻的觀察到文化議題,以及屬於每個人的故事。

例如,一般人對於中美洲的想像,可能不脫樂天知命、浪漫熱情,但是,陳信行表示,「經歷過殘酷內戰的薩爾瓦多人,跟刻板印象中熱情的拉丁美洲人不一樣,他們其實是很內斂的,幾乎跟戒嚴時代的台灣人一樣,這或許是我們很能彼此瞭解的原因。」不過,陳信行表示,「儘管我們都是『男子漢』,可以討論正事、可以打屁開玩笑,要講些讓彼此感動的話,卻總覺得彆扭。」

這種距離感,卻因為關廠而改變拍片計畫後,而在無意間打破了陳信行與Just Garments成員友誼中的衿持。

陳信行提到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場景:「要去拜訪華津媽媽的前晚,我們湊在酒吧裡聊天。華津有點猶豫,不太能決定是不是要讓攝影機紀錄自己的原生家庭。不知怎麼的,席貝多開始講他祖父母的出身,講他們怎麼從流浪的鄉間來到城市、、、。我忽然理解到,這兩個最堅定的戰友,認識了八、九年來,經歷過那麼多大風大浪之後,這是他們第一次跟彼此交代身世!我想,經歷過威權時代的人都能理解為什麼。我很榮幸那個時刻能在場,而這得感謝照緹的這部片子。」

「以前,我們只知道台灣是訓練出屠殺了成千上萬我們同胞的獨裁者道布依桑(Roberto D’aubuisson)的國家」,在最後一晚的送別晚會上,席貝多這麼說:「直到跟信行和他的同志們並肩作戰過,我們才很意外地知道原來台灣也有像我們這樣的人。」
陳信行說:「這是我這輩子所聽過的,最讓我感到驕傲的讚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