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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第一位女記者 - 楊千鶴(1921-現在)

楊千鶴1921九月生於台北市,上有兄四人,姐三人,千鶴為么女。姊姊三人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出去當人家的養女。千鶴也差點難逃此運,幸由母親力爭,才免於養女的命運。由於母親對她非常疼愛,童年充滿溫馨幸福的回憶。

女校二年級(虛歲15歲)時,母親逝世,「頓時處於冷漠的環境中,必須懷抱孤獨而活下去的少女,生存的唯一力量便是不斷地在心中重現幸福時候的自己,重溫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從此千鶴隨身攜帶五歲時與母親牽手合照的照片,因為「母親隨時都在我的身邊,這個信念成了我活下去的泉源。」

千鶴母親生前常說:「女兒絕對不讓她當女醫師,職業婦女一概免談。結婚相夫教子才是女人真正的幸福。」或許因為這句話銘刻心中,楊千鶴對留學日本意興闌珊。但仍希望繼續唸書,於是百般懇求父親讓她讀台北女子高等學校,是當時台灣唯一的女子最高學府,教師多由台北帝大的教授兼任。

二十歲的楊千鶴,剛出校門,意氣軒昂,熱情奔放。1940年,她在在一本札記本中寫著惠特曼的詩句:人非得美麗地做夢、美麗地活、美麗地死去不可。這詩句是她二十歲心境「懷著夢想,勇往直前」的最佳寫照。畢業後,經友人的介紹,在有「台灣蓬萊米之父」之稱的磯教授的弟子中村副教授的研究室當助理。服務大約過了半個月,任職令發下來,她發現與日本同事的月薪大不相同,千鶴大吃一驚,詢問的結果得知兩人月薪差異是因為日本人有六成加薪的緣故。「月薪短少對我不是問題,但初次知道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待遇有大差別,那樣不合理、不公平,令我無法忍受。」因此千鶴立刻提出辭呈。

1941年「台灣日日新」報社招聘「婦人記者」。當時從日本新來了總編輯,總編輯對當時的「文藝版」與「讀書版」的負責人西川滿說:

- 文藝版是台灣獨特的版面,但家庭婦女版都是從東京通信社寄來的稿件,一點也沒味道,請你幫個忙吧。

那就要聘用三位女記者。其中一定要一位台灣女性。

- 可以,沒問題。 西川滿接下了「婦女版」,楊千鶴是最後一位來應徵,她被錄取了。

之前千鶴曾由西川滿的好友,插圖畫家宮田彌太郎介紹給西川滿。當時楊千鶴剛辭掉研究助理的工作不久。西川滿先是叫千鶴替他的『文藝台灣』寫點什麼,並送她一本『文藝台灣』。有一天,千鶴在大致翻看內容時,看到一篇題為「芳蘭」,描寫台灣人送葬行列的文章。文中語含譏諷的稱在出葬中號啕大哭的人為「哭婆」,是雇來專為哭泣的人。千鶴認為,日本人不想去深入理解台灣人,只因為與日本人的習俗不同,就以好奇與冷笑的眼光來看待台灣人風俗!那一篇文章,引起她的反感。她想起十五歲時,母親逝世,她哭得失魂落魄,少女的悲哀在心中復甦,便寫了一篇題為「哭婆」的隨筆刊於『文藝台灣』,文章中含著抗議的寓意。千鶴認為「也許是這篇文章得到西川滿的肯定,服務於『台日』的事就順利地具體化進行,成為『婦人記者』,踏出了我新生活的第一步。」

根據西川滿的描述:「初見楊女士,容貌姿麗,有如我小說『楚楚公主』中的美少女。心想她是適合穿長衫的人,但在巡警會用剪刀剪斷長衫裙裾的時代,她並沒有穿長衫出現於編輯室。」事實上,楊千鶴穿著一身白色西式套裝,裡面配著紅色上衣,頭戴當時算是摩登的寬邊帽子,意氣風發的去上班。「在日本人經營的報社當記者,對我而言,是一個挑戰,我想證明一個在家不便用日語的台灣人,照樣可寫出不輸於日本人的文章。」千鶴進入報社唯一的要求是待遇絕對要與日本人相同。西川滿與總務商量之後,答應她,因專門學校畢業加上津貼合計月薪65丹左右,比其他兩位日本籍女記者的薪資高出一些。後來兩位日籍女記者知道此事之後,與千鶴冷戰了許久。

千鶴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主要寫些介紹台灣特色的記事,包括食、衣、住、行各方面。同時也寫過不少採訪報導,其中包括畫家郭雪湖、種菊花的名人楊仲佐(畫家楊三郎的父親)、文學家賴和、詩人李騰嶽、靜修女中校長鈴木先生等等。西川滿回憶到:「…自負於身為台灣第一個女記者,楊女士的努力令人讚賞。如同她灑脫姿影,『婦女版』突然變得有朝氣。」

千鶴於1941年六月進入日人經營的「台灣日日新報社」當記者,1942年四月即因美日戰爭爆發,新聞社被捲入戰爭體制,好不容易誕生的獨特的「婦女版」,被迫縮小版面,她於是決定辭職,結束了短暫的10個月的報社記者生涯。期間在清一色幾乎都是日本男人的報社內,千鶴多多少少要面對男性眼睛及言語上的"性騷擾",她卻有一套利落的處理方式,頗令男同事們刮目相看。同時她在報社裡與一位日本男同事產生了「電流似的吸引力」。在變動的時代裡,少女的初戀,充滿苦澀的執著、壓抑的青春激情與民族情感的掙扎,最後因這位日本男同事回歸日本未婚妻的懷抱,而結束了這一段未開花即凋零的異族之戀。

楊千鶴在自傳中提到,「在我這段記者生涯中,雖然也經歷了感情上的大風大浪,接受人生成長的試煉,但卻是我人生最光輝燦爛的年代。每天好像是噴發火花的瞬間之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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