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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集 詹澈

詹澈本名詹朝立,屏東農專農藝科畢業,在校時即發表許多首浪漫寫實的、口語的、直述的長篇敘事詩,但與當時詩壇詩風極不相容。一九九六年詹澈以《西瓜寮詩集》獲第五屆陳秀喜詩獎,他寫瓜田風景,寫種瓜人觀望世界的複雜心態,以生活的激情寫出台灣社會的貧富懸殊,擁有「農民詩人」的稱號。著有詩集《這手拿的那手掉了》、《西瓜寮詩集》、《勇士舞》等。

 詹澈 訪談          ................................................. 郭珍弟訪問

大概四歲吧,那時候彰化八七水災,我父親因為田園的界限流失了,劃分祖產困難,所以就自動放棄祖產,來到台東,過了一段時間才把我們接過來,換了許多地方,一直到台東的馬蘭部落才定居下來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

小學我班上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原住民,有一二位是卑南族,其他都是阿美族。其中有百分之二十是老兵跟原住民結婚的後代,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我幾乎都是跟原住民,跟老兵的後代在一起。放學或是午休的時候,我就會跟他們跑出去到水田或水溝裡去撿稻穗、捉泥鰍,稻穗撿回來可以去換冰棒。那時候撿稻穗是相當普遍的事情。

那時候我有一位女同學是老兵與原住民的後代,長得非常漂亮,可是那時候小學同學長得愈漂亮,是越早離開我們故鄉,那位女孩在我們小學六年級就離開我們班上,之後我們就不知道她跑到哪裡去了。所以在小學的時候,族群的印象就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裡面,那時候我還記得下午的時候,常常會看見學校旁的堤防,會有二、三百名的老兵出來散步,好像講好的,又好像有班長一樣,構成一幅很奇怪的景觀。他們之中有人腳斷了,有人手斷了,有人嘴巴歪了,有人瞎了眼睛,有人聾了還拿著收音機在那邊聽著,那種景像深深地印在我記憶裡面,所以後來在我的作品裡頭才會有那麼多原住民與老兵的故事。那種東西少人寫,尤其在詩的創作裡頭,當然在六0年代裡的文學,像陳映真的《將軍族》,或在黃春明的很多作品裡都有寫到。

小學的閱讀經驗應該在四年級,那時候我住在馬蘭,父親還在跟人租牛車,家裡很窮,租給我們牛車的地主,他的女孩好像是小學老師,家裡有一些書,有時候會到他家裡玩,看到像《西遊記》、《水滸傳》,有時候我會拿來看,覺得蠻喜歡的,我想我對讀書還蠻有興趣,兄弟裡只有我有興趣我。

到了中學二年級以後,功課壓力重,要升學,可是還是壓不住我看課外書的興趣,那時候就開始接觸像徐志摩的詩,我記得那時候寫了第一首詩,散文詩,寫我小學時與朋友到河邊的記憶,那時下毛毛雨,我看見河邊的自己的倒影,那時候就有淡淡的詩的感覺,我記得那首詩叫《雨》,內容我已經忘記了,那時候國文老師很喜歡,就把它抄在黑板上,跟同學說這首文章寫得很好,我自己也很高興,覺得自己大概可以寫一點東西。但是有這樣的念頭之後,升學壓力又來了,又把這樣的興趣給蓋下去。到了三年級還是會偶然看一下課外書,可以接觸到的作品只有新月派像徐志摩、朱自清的,這些比較屬於知識份子學院派的,比較不關現實生活沒有批判性的作品。一直到念農專及當兵時,才因鄉土文學論戰而接觸到其他類型的作品。

在屏東農專時,我們那時候學校有兩種刊物,第一種是雙週刊,兩大張的報紙,還有一種是《南風》雜誌,一個學期出兩本,那時候是相當難得。我第一首詩就在學校雙週刊裡發表,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變成了鉛字,感覺蠻奇怪的,蠻新奇的,那就繼續寫了一些作品,也寫了一些散文,就是在雙週刊發表。那這段時間也跟他跑了一段印刷廠,後來《南風》雜誌有位編輯,介紹我六0年代的東西,反越戰時期的民歌像Bob Dylan、Jon Baez,他們的那個民歌,他們的歌詞在《南風》登出來,那個歌詞對我來講就覺得影響蠻大的,鄉土氣息很強,然後,我覺得Jon Baez臉又很像我們原住民的臉,在台東我小學同學原住民的臉,都蠻像的。然後她的歌聲又很像原住民的一些歌聲,我就一直在接觸這個東西,那從裡面我就覺得對詩的語言對詩觀的那種,反戰啦民歌啦,那種影響還蠻大的。

後來,我在《南風》裡面就看到吳晟的作品,叫《吾鄉印象》,有寫店仔頭很多人聚在一起聊天,下雨了,然後很悶,講了一些農民的話,比如說:「幹,又在下雨了」之類的,我覺得這個蠻親切的,跟我的這個農村生活背景蠻親近的。我就想詩也可以這麼寫,那我就來寫一些跟我成長背景比較有關的詩。然後我就想說,那我乾脆就來寫一些抒情又有敘事的長詩,這樣寫下去就寫了《阿花的故事》,這是第一首,然後是《阿菊的故事》、《阿蘭的故事》。這是三篇比較長的,寫我原住民的同學,尤其是原住民的女同學,她們到了國小五、六年級到都市去了,她們有些是家庭狀況不太好,就沉落到都市裡邊去。

那時候對於土地,對於農民的耕作,有一些質疑。到底農業的發展是為什麼?以後要怎麼走?有一些質疑可是並不清楚,並不清楚台灣的歷史發展與政濟結構到是怎麼一回事。直到我當兵的時候,我想當兵一年十個月是我一個蠻重要的轉折,我會把薄薄的雜誌放在防毒面具裡面,利用空閒的時候來看,那時候有《夏潮》雜誌,還有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章,都夾在那裡面偷看。鄉土文學論戰對我來講是一個類似啟蒙的作用,兩邊的文章我都看。對於我有關文學的思考,台灣政濟結構與歷史發展等問題,已經有清晰的概念。

我在龍潭部隊的時候,剛好是中壢事件發生。我們那一天五點就被叫起床,全副武裝,整營全副武裝實彈上膛。我們都留在一個用帆車包起來的卡車上,只留一個通風口,從早上五點一直到晚上八點,都在卡車裡面。我們那時候覺得很訝異,知道有事情發生,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時正是鄉土文學論戰給我啟示,以及我對民主運動有全面的看法的時候,我竟然是要去鎮壓中壢事件的部隊,我竟然是裡面的一個班長。有時候人的命運是很奇怪。

退伍以後,有幾個朋友都希望我待在台北,我是希望先回來台東,那時候我父親種西瓜已經種了十幾年了,我就想說先回來看看,結果就回來跟父親種了一段時間的西瓜,一年之後,那時候已經快接近選舉了,剛好王拓那時候要競選國大代表,他是希望我去幫他的忙,當時我在西瓜園一面工作,一面在思考這個問題,做為農村的知識份子,而且經過鄉土文學論戰的洗禮以後,我是覺得做為一個農村知識份子,而且看見了農村的發展狀況,當然有了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個是很難免的,台灣因為發展資本主義而農村開始式微,對社會主義會有一種憧憬,可是這種東西跟當時候的民主運動並不見得是恰然一致的,可是王拓的主張是針對漁民,針對勞工中下階層的,我是覺得這是蠻符合我要講的東西,所以我就答應他了。我上台幫王拓助講時,就開始講二二八,講勞工階級,也引起了很多的跟蹤什麼的,反正就是這樣子。

後來我又回來台東之後,有一些感覺,就寫了一首長詩叫《卑南溪四部曲》。那種感覺是心境上一直開朗起來,就是重新再接觸到土地跟陽光的那種感覺。就在那個時候大陸的「矇矓詩」就開始進來台灣,大概是在一九八一年,我從朋友楊渡、鍾喬他們那裡接觸到大量的矇矓詩的作品,覺得相當好。可是矇矓對他們來是是矇矓,對我們來講是相當不矇矓的,至少他們的視野是比較大的,對政治層面來看是比較強烈,也比較宏觀一點,看了對我而言是比較震憾。但是我仔細的分析當時大陸的矇矓詩與台灣的政治詩,我當時一九七九、一九八0年寫的那些嚴格來講都可以算是政治詩了,原住民的,那些老兵的那些其實都是政治詩了,只是都被劃分為鄉土詩,但是《請你息怒》、《打直你的腰桿》都是政治批判性很強的,在台灣政治詩的發展和在大陸矇矓詩的發展,其實是一樣的,都是時代和社會的背景之下發展所要求所改變的。詩有時候是走在時代的改變之前,像美麗島事件之前的鄉土文學論戰,再之前的「龍族」詩的論戰都是時代改變之前的一個徵兆,大陸的四五天安門詩歌也一樣,矇矓詩的發展也一樣,所以詩的敏感度是比較高的,詩人也一樣。

回來台東以後,我父親就強烈地要求我一定要去上班,他說我讀農專讀了那麼久,沒辦法學以致用,然後種西瓜是絕對沒辦法賴以生活的,依靠那是不定性的一種賭博性的農作,我一方面就想說可以接觸比較多的農民,於是就去農會上班了。

然後這一段時間我在接觸農民之餘,會思考像民主政治以外,像農民的問題。像我的母親患了肝病以後,頭到尾上醫院要花二、三十萬元,我就覺得說一個農民他花了跟軍人跟公務人員一樣的心力,為台灣農業轉為工業付出了那麼多,結果現在農民老了,竟然沒有辦法安養。思考這個問題,然後很多西部的朋友在搞水果進口打擊農民的事情,於是農運就起來啦,農民運動、農權會就起來啦,我覺得我應該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講話,我們就參加了316第一次的農權抗爭,那時候的訴求有農民保險啦,還有禁止外國農產品的進口,還有農村經濟的規劃,那時候還沒有提到公地放領的問題,那農民運動因為後來在野的派系介入以後,我們本來想說因為各地的農權會沒有組織,現在要把各縣市的農權會組織成一個農民聯盟,農權會後來式微了,式微以後後來當上立委的幹部也不會像當初那麼關心農民,面對WTO,面對整個資本主義,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去思考這個問題,很難去突破。後來很多像公地放領的問題,農會、農民組織就把它承擔下來了,農會發動了幾次到台北去抗爭。

所以進到《西瓜寮詩集》的創作裡面,包括了對土地自由化的矛盾,對意識型態的矛盾,對自己創作語言的矛盾。那麼西瓜寮詩集很多都是十幾年前寫好的,但是那時候寫了一些大自然的美覺得是說,那是奢侈的、多餘的、沒有用的、無力的,寫那些幹嘛?後來還是覺得文學,對自己的生命與感情還是會有昇華的作用,再把那些作品拿出來看,發現有些東西還寫得不錯,但是不是自己要改變這些語言,以前寫敘事長詩那些語言,與這些語言有些格格不入,正在矛盾的時候,正在思考這些事情的時候,去看了一部電影,就是描述智利詩人聶魯達的電影《郵差》,這部電影描述一位中下階層的郵差,他因為從一位單純木訥的平民,然後受到聶魯達的啟發,而成為革命份子的一員,然後就犧牲了。那我是覺得在我投入黨外運動,投入農運與種西瓜的時候是蠻像他的樣子。我以前也是那個樣子,傻楞楞的,然後我覺得說,到底是要成為那個郵差,還是那個詩人?我要底要好好創作還是怎樣?可是我的創作又不像聶魯達那樣可以朗誦給他的群眾聽,他們的群眾會相當的感動,在台灣這種詩集是不被討論的。後來我是覺得說應該把這些矛盾寫出來,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就把語言與意識型態上的矛盾就反映在《西瓜寮詩集》裡面,這個就是寫《西瓜寮詩集》整個的矛盾。

很長的時間我都在勞動,那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勞動與讀書與寫詩之間的取捨,不放棄閱讀,不放棄寫詩,但是又覺得勞動是好的一個知識份子,有時候也應該要勞動。勞動是所有生產的基本元素、動力,沒有勞動就沒有生產,那社會主義的觀念也認為說沒有勞動就沒有生產,沒有生產就沒有社會的進步,沒有進步就沒有文明嘛,這樣子去思考,所以對勞動並不排斥,西瓜園也好,農會的農場也好,並不排斥,可是自己又要閱讀,又要寫作品,這之間就要有一些取捨。

在施肥時,每一顆西瓜的距離都是一樣的,那施肥時就背著筒子,手抓一把就把它灑在地上,在兩顆之間灑一把,那這個是固定的,但是比如說有一萬顆的西瓜吧,我們這樣固定灑灑,大概走了一千步,大概一公里了,一公里以後就固定化了。固定化以後有時候會停下來休息休息的時候,覺得體力的勞動有時不是重要的,在休息的時候看見大自然的景象,有時就會浮出一些詩詩的意象、詩的語言出來了,很多是這樣子,往往是這樣子來的啊。像我幾首都有提到這個事情,像我們休息的時候站著看一片雲,可是那一片雲竟然是躺著的看著我們,我是覺得這個是蠻好的一個景象,就把它寫下來。勞動的片刻有時也會有精神的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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