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懷胎產子前後需要21個月 (萬仁)

20年的導演生涯,作品雖然不多,但三不五時還是會一再被詢問某部影片的拍攝動機、理念、感想等心路歷程。「都已經在電影影片中講清楚了!」往往就這麼一句話,封了大部份詢問者的口。他們可能不知或太想知道拍片過程有那麼多的雀躍歡呼,也有更多的扼腕嘆息。在只重結果、不談過程的影視圈內,戲一殺青,似乎就應該轉身掉頭、不必駐足留戀。是否就是這種心情?自己未曾出版過作品中的任何一本劇本小說、訪談影評、劇照寫真集等,或許是不願嘮叨不絕、狐尾續貂吧!

回想拍攝過程,總像是千堆雲塊在浩瀚的腦海上空漂浮衝撞,不時發出震耳欲聾的迴響聲。只是一被問及,就好像舞台上被魔術師一把從黑布袋中揪出來的小白兔一樣,在屏息寂靜中,一臉茫然。自忖那種日思夜夢、嘔心瀝血的心情,事

過境遷,就應該被永久的鎖在潘朵拉的盒子中。

電影「超級大國民」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從收集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公開與未公開的資料,個案訪談、情節構思、前製準備、正式開拍至完成上映……始終浸溺在那種渾牽夢繞的氣氛中。身體好像陷在及腰的泥沼中,看著遙遠的湖岸邊不能自拔。誰說拍電影不像一段又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1996年開始籌備電影「霧社事件」,讓我認識了鑽研霧社事件多年的鄧相揚與邱若龍,我做了初步的史料整理與部落採訪,前面所說的情緒,頓然雲消霧散。只是資料短缺,不得不終止籌備,轉拍其他電影題材。

2002年初,一通來自公共電視節目部的電話,問及是否有興趣拍攝有關霧社事件、鄧相揚原著《風中緋櫻》改編的20集八點檔電視歷史連續劇時,一種怡然暗喜、踟躕不安的心情油然而生。霧社事件是所有台灣人都知道、但也不清楚的台灣歷史事件。知道的是莫那˙魯道是泰雅族的抗日民族英雄;不清楚的是事件發生在1930年代,台灣日本殖民統治者與霧社賽德克族被統治者間,因種族、政治、文化、利益衝突的恩怨情仇。霧社事件也是影視圈最想做也最不敢做的題材。最想做的是因為很難從台灣歷史上去找一段像霧社事件那樣轟轟烈烈、戲劇衝突、高潮迭起的素材;不敢做的是將事件故事由紀實轉換成戲劇時,重建場景、服裝道具、劇本編寫、角色選擇,將是耗時耗財的大工程。

從未涉足電視製作的我,此時,立足煙霧瀰漫的大湖岸邊,小心翼翼地用脫下襪子的腳尖,緩緩地伸入湖邊水中。有人說電影電視的創作歷程好像生小孩,懷胎10個月。一陣寒意由腳尖透過背脊傳到大腦:製作此劇應該會像大象需要懷孕21個月,才能產下小象了!理該深思,又不假思索。當時就縱身一躍,跳入湖中。

製作過程心得當然是點點滴滴,提起筆來竟然發現流水帳是最好的陳述途徑。手邊那本泛黃破舊的小記事本寫的是:

  • 2002年4月 公視通知拍攝霧社事件,「風中緋櫻」八點檔20集電視歷史連續劇。
  • 5月 公視初步開會,取得共識。
  • 6、7月 收集資料,訪談事件遺族。
  • 8月 企劃書完成。
  • 9、10月 實地勘景、編寫故事大綱。
  • 11月 完成第1、2集劇本。文建會同意撥款贊助。
  • 12月底 通過製作總預算。
  • 2003年1月2日 公視、文建會舉行記者會,對外宣佈。
  • 2、3、4、5月 進辦公室,開始籌備。
    製作、租借賽德克族服裝、配飾、獵刀、長靴、弓箭;日本警服、和服、配件等。同時設計在花蓮搭建荷歌、馬赫坡兩社部落實景。改建霧社街道與警察分室主景。面試原住民演員,與日本聯繫日本演員參與細節。編劇小組第3集至20集劇本討論編寫。
  • 5月30日 霧社莫那˙魯道紀念碑前舉行開鏡典禮。
  • 7月1日 正式開拍。
  • 12月30日 宣佈殺青。拍攝期間半年,工作天140天。如期完成。
  • 2004年1月2日 進入剪接、配音、音樂後製工作。
  • 2月9日 公共頻道首播。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的劇照寫真集,由數千張劇照中挑選,自認應非管窺蠡測,觀賞全劇之餘,請下箸品味。


專訪萬仁  (文:陳乃菁)

萬仁:政治是虛假的,社會才是真實的。
從大學時代,萬仁就喜歡一個人上山下海,幾乎跑遍台灣每一塊角落,為的,就是想站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台灣。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北市首屆原住民族親善公主」的選拔活動,在北投的「凱達格蘭會館」熱熱鬧鬧地展開。現場沸沸揚揚,小小的會場裡擠滿圍觀的群眾,爭睹原住民少女婀娜的才藝表演。

萬仁也站在會場裡面,卻盡量不靠近群眾和舞台,反而在會場出口的地方,選了個極偏遠的位置,像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手持一部小小的數位攝影機,窺探紀錄。「也許能碰碰運氣,找找看有沒有適合的演員。」

然而,萬仁的鏡頭,並不常固定在舞台上的參賽主角身上,反而不斷游移於台下的觀眾,或定格在為參賽者捧花的小女孩身上﹔似乎較吸引萬仁注意的影像,都不是當日舞台上光鮮的主角,而是較不受人注意的邊緣人。

◆ 同樣東西用不同角度去看

「我喜歡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東西,而同樣的東西,我也喜歡用不同角度去看。」也許是因為這樣,萬仁電影中較關注的,經常只是社會邊緣的小小人物,或被台北城所逐漸淡忘的歷史場景﹔也許是因為這樣,當年林森北路上的那一片凌亂的違章建築(現已拆建為十四、十五號公園),即使一再重複地出現在萬仁所導演的多部電影中,萬仁也能以仰望、以俯照、以迂迴推進,呈現它外觀與內在的不同面貌,發展出不同的故事。

萬仁說,大學時代,他就喜歡一個人上山下海,幾乎跑遍台灣每一塊角落,為的,就是想站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台灣。

在電影中碰觸政治議題,包括【超級大國民】中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到【天使】裡諷刺台灣的選舉文化、暗嘲政治人物的表裡不一......,有很多朋友會問萬仁,是不是對「政治」題材特別感興趣?「我其實非常非常厭惡政治,政治是虛假的、很骯髒的,社會,才是真實的。我想拍的想研究的,是社會、是歷史,不是政治。」

一九七六年,從東吳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萬仁遠赴美國進修。一開始,萬仁選擇申請的是阿肯色大學的公共行政,「那時我只是單純的認為,台灣的行政效率實在是太差了,從最底層的公務制度就可以看出,所以我想學些美國行政的東西。」

後來一打聽,萬仁這才發覺,公共行政並不是屬於社會學的領域,而是附屬在「政治系」裡,一聽到「政治」,他就是覺得不對勁,「政治系絕對不是我想要的!」因此,他又改了決定,轉到原來也一直想唸的歷史系去。

◆曾經徬徨學電影有何前途

學電影,那是後來的事了。在歷史系時,萬仁開始旁聽許多與電影有關的課,看一些源自莎士比亞小說的電影,看黑澤明的電影等等,逐漸地,才勾起他小時候的電影夢,「我記起我在台灣的學生時代,那時候所謂的知識份子,都是很喜歡看電影的......。到光華商場買張西洋唱片、偷買一些禁書,再看一場電影,假日就這樣消磨掉了。看電影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於是再繞了一大圈之後,萬仁又選擇到洛杉磯去,讀電影藝術技術。

這樣的選擇是不是經過深思熟慮?萬仁曾經徬徨過,也曾走在好萊塢的街上卻摸不著未來。當時台灣好不容易跑到美國留學的,大半學的是要能賺錢的、能讓人衣錦還鄉的系所,會學電影的,不是早已在台灣有實際電影基礎的,就是老早就打算到美國定居下來的,萬仁卻兩者都不是。「我從未有電影經驗,而且一學電影後,我就知道我一定回到台灣。」

萬仁算是台灣第一代留美學電影的人。

畢業回到台灣後,萬仁的第一份工作還不是電影事業,而是到現在的世新大學先教書,過個兩年,在一九八三年時,才拍了由黃春明小說改編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中第三段〈蘋果的滋味〉。

影片拍攝完成後,隨即發生有黑函密告【蘋果的滋味】一片「內容不妥」的事情,不但讓萬仁沮喪不已,也引發輿論反彈,後來被戲稱為「削蘋果事件」:有人以「中國影評人協會」名義發黑函至新聞局文工會檢舉(當時文工會主任為宋楚瑜),說【蘋果的滋味】中把台灣社會描寫得太過「黑暗」,違章建築的畫面會留給外人不好的印象,且有反美畫面等等。文工會便施壓要中影削減影片,其中包括結尾中江阿發一家人大口吃蘋果的畫面。此事經披露後引發輿論和社會的討伐,也讓台灣新電影成為熱門話題。

文化視窗大違建區有台北社會縮影

而萬仁在【蘋果的滋味】中精準的電影節奏、幽默卻意味深沉的反諷手法以及扎實的搭景,也讓第一次執導電影的萬仁,成為台灣新電影的代表性導演之一。「如果要界定自己,我會說我是個商業電影導演,而同時也是個知識份子......,我認為要拍出好看的電影,不但要言之有物,而且內心是要很誠懇的。」

看上幾部萬仁的電影,就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場景不斷出現,灰撲撲、陰暗潮濕的大片違建,似乎就是萬仁眼中台北市底層的象徵。會喜歡在中山北路與林森北路間的違章建築中取景,對於萬仁來說並非偶然的想法,他從小家就住在那片違章建築附近,喜歡觀察裡面的人事物,「那裡事實上不是貧民窟,住的也不一定是外省老兵,林森北路開拓後,違建被分為兩邊,一些台灣人後來也住了進去,裡面各式各樣不同的文化......,有時會看見上班女郎,打扮得光鮮亮麗從違建裡走出來,走入繁華的台北東區,那樣的畫面讓我印象很深。」

【超級市民】中,萬仁藉由一位年輕人士祥自南部到台北尋找妹妹的過程作為貫串,他依循妹妹留下的最後住址,來到林森北路的大違建區,於是,士祥遇到了各種人、看見各種心酸故事,台北的輪廓與都會問題一一浮現......。對於萬仁來說,大違建區裡有著台北社會的縮影,在那裡,可以見證台北快速的變遷,可以真實反映現代都會發展對人性的影響,然而都市裡依然存在純真,只是暫時迷失了。像士祥所找尋的妹妹一樣,令人失望的城市裡,還是有那麼一絲希望。

◆ 進步青年變成退化的老人

然而越是觀察社會、拍攝台北,越是想拍攝出台灣歷史中被遺忘的片段,萬仁的心情,似乎越來越沉重。在【超級大國民】一片,萬仁的電影風格有了劇烈的轉變,由使用大量幽默十足的反諷,到嚴肅沉痛地陳述過去台灣歷史政治上的悲痛﹔「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電影中打出這麼一句文字,令人想起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在【霧中風景】中的哀傷詩意。

【超級大國民】中曾為白色恐怖政治犯許毅生,當他為了贖罪而從安養院走回台北的社會時,才發現台北已不是當年熟悉的樣貌,社會開放許多了,電視裡聽得到包括日語的全球化衛星電視頻道,也充斥各種廣告,新聞裡都是街頭抗議的群眾畫面......,然而,當年槍決政治犯的刑場已成青年公園,日治時代的日本東本願寺、國民政府監禁刑求政治犯的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變成獅子林商業大樓,而警備總部軍法處也變成來來飯店,不斷傳來高級刀叉碰撞的消費聲響,當年屬於他們那一代苦難的空間與歷史建築都不復存在。

「一度以為自己是進步的青年,但是面對一個陌生的世界,不得不承認自己已是退化的老人。十六年的牢獄,加上十二年的自我囚禁;三十四年來,被社會惡意的放棄,加上自己有意放棄這個社會的同時,社會也將我忘記了。」【超級大國民】片首的一段旁白點出許毅生的生命歷程,其實也點出萬仁對於快速遺忘歷史的感嘆,這樣的氛圍一直延續到後來的【超級公民】。

◆越是禁忌就越是無法忘記

「我出國唸書時,台灣很多留學生,一到美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書和看電影,買的是在被台灣政府禁的書籍,看的是在台灣被禁的色情片......,我們從封閉社會走出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徹底打破禁忌。」萬仁說,歷史的真相就類似這樣,越是成為禁忌,人的探索慾望就會越強大,越是要掩埋歷史,仇恨和衝突就永遠沒辦法平息。

然而,台灣社會在開放後,原本不能說的都能說了,大家又好像要拚命宣洩什麼一樣,拼命的說,像是這樣可以減輕悲痛,但其實又說不清楚,因為大部分的歷史早就變得模糊不清......,「從全民開講到全民亂講,社會變得越來越混沌,大概是因為歷史沒有被真正的釐清吧,因為歷史已經快要被遺忘。」萬仁這麼感慨。

有一次,與萬仁約在咖啡店訪談,端上一杯咖啡,還未啜上一口,他卻先掏出一枚二十元新式硬幣:「我剛剛付賬時,跑去問那個年輕的櫃檯小姐,好像才二十出頭吧,我問她知不知道,莫那魯道是誰?」萬仁的臉上,露出些許不被了解的失望。

「她說,她不知道......。」

◎萬仁作品年表

  • 一九八三 【兒子的大玩偶】第三段〈蘋果的滋味〉
  • 一九八四 【油麻菜籽】
  • 一九八五 【超級市民】
  • 一九八七 【惜別的海岸】
  • 一九九一 【胭脂】
  • 一九九五 【超級大國民】
  • 一九九八 【超級公民】
  • 二○○二 【天使】
  • 二○○三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公視電視連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