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乃菁

專訪鄧相揚•霧社事件讓他魂牽夢繫

「都是宿命。」

一九九九年九月廿一日凌晨一點,埔里鎮寂靜如常,鄧相揚剛剛完成《風中緋櫻》初稿,睏累地躺臥在床,然而,七十年前塞德克族人悲壯的事蹟,還在他腦海中盤桓不去,令他輾轉難眠。

一點四十七分,一陣地動天搖,將埔里撕裂成人間地獄,「是戰爭嗎?」鄧相揚拚命從三樓的瓦礫堆中爬出,驚懼迷惑,最後靠著鄰居拋入黑暗中的一條繩索,保住性命。

家鄉面目全非,埔里這時像是失去母親的嬰孩,孤單無助。鄧相揚以夢想所打造的私人博物館,典藏著他十多年來辛苦收集的珍貴史料,瞬間化為泥流。那一年,霧社事件剛好屆滿七十週年,山裡的冬天特別嚴凍難熬。

直到,緋櫻再度於天空飄旋舞落,春陽才帶來一絲的溫暖訊息。

◆ 每年看媽祖廟會 每天聽聖經聖歌

Hivo,是霧社塞德克族人為鄧相揚所取的泰雅族名,意思就是「太陽」,原由很單純,因為那和他的漢名極為相像。

「小時候,同學都會笑我是番仔。」出生在埔里盆地的牛眠山腳下,鄧相揚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源自東勢客家,但他生活週遭卻與平埔、閩南為主的族群文化更為息息相關,所以鄧相揚的客語說得不好,而他的閩南語中又帶有濃厚的平埔族腔調,常被誤認為是原住民的一份子。不只是語言,同樣複雜的情況也發生在信仰上。

在埔里,佛教、道教、基督教、平埔族傳統宗教、天主教混存並在,各式各樣宗教儀式在小小的農村中輪番上陣,加上他擔任代書的父親和兄長皆積極投入地方宗廟組織,因此每年農曆九月牛眠山的媽祖文化,是鄧相揚再熟悉不過的民間習俗,然而,緊貼著他家隔壁的,卻是古老的平埔族基督教會,是西方神職人員和原住民經常進出之地,「我是每年看著媽祖廟會,每天聽著聖詩和聖經長大的。」

多元的成長環境背景,令鄧相揚很早就充滿各種疑問,一直到現在,他從未真正歸屬於哪一個宗教信仰、定位於哪一個族群文化,卻對一切都充滿興趣,對於發生在他生活週遭的事物感同身受,尤其是平埔族及原住民文化的消失及傳承上的無奈斷裂。「如今所有我在做的或想要做的,都是為了要釐清我家鄉的事,釐清族群認同的迷惑。」

◆ 曾從事醫檢工作 卻轉向田野調查

鄧相揚國中時,從極為淳樸農村進入熱鬧的埔里鎮上唸書,兩處相距不到幾公里,對當時才十二、三歲的他,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國中第二年,就因為一次編班考試,過去在農村裡成績優異、自負的我竟被編入放牛班中,於是我開始對教育不滿、對社會體制不滿。」

失去自信的鄧相揚一度選擇放棄學業,回家幫忙耕農,甚至還搞起一座自己的「動物農莊」,養山羊、養火雞、養兔子,以為自己從此就是塊當農人的料。沒想到命運別有安排,「半年後,一場瘟疫讓所有的動物全部死掉,所有的事情又都回到原點,都是空的。」這一次,鄧相揚決定離開埔里,走入繁華都市,和其他從山中到城市謀生或求學的多數原住民青年一樣,鄧相揚投靠在天主教學生宿舍之下,雖然在原住民眼中的他蓋有漢人印記。

在苦讀了幾年後,鄧相揚以第一志願考上中台醫專醫檢科,步入職業醫檢師的行業。求學實習期間,鄧相揚有機會在埔里基督教醫院服務,與遠從挪威至台灣中部偏遠山區從事傳教及部落醫護工作的徐賓諾、紀毆惠夫婦定交,也讓他得以結識許多塞德克族的摯友。

畢業後,靠著父親資助的七萬塊,鄧相揚在埔里鎮上湊起了屬於自己的檢驗所,然後結婚,一點一滴還清家庭債務,原以為將這樣度過人生......。不料,高山初子、霧社事件、塞德克族與平埔族文化迅速消逝的哭泣聲,卻將他從安穩的醫檢所中,拉入田野調查工作的宿命深淵。

◆ 與病人建立交情 藉機會探索歷史

「二十年前,談霧社事件還是一種禁忌,幸運的是,曾經歷過那一段記憶的塞德克族人,包括居住在川中島、霧社部落的老人或後裔,都是我的病人,最特別的,是高山初子。」鄧相揚在埔里鎮上的診所,經常有塞德克族的老人出入,為了更能與他們溝通了解病情,鄧相揚還特別自學了日文,最後和附近的原住民各部落由醫護關係間建立起極為深厚的友誼。

鄧相揚認識初子(漢名高彩雲)的時候,親身經歷過兩次霧社事件的她,已是滿頭白髮,透過初子,鄧相揚於是深陷連部落都不甚清楚的霧社事件歷史之中,無法自拔。

這一栽,就是算不盡的白日黑夜,算不清的路程心血。

「好長一段時間了,我不停地忙碌著,已經到了極限,卻還有許多想要完成的東西,只要讓我陷進去,我就再也爬不出來,醫檢所也不太管了,有很多人認為我不務正業。」

將近二十年來,鄧相揚陸續著有〈霧社事件初探〉、〈泰雅族素顏〉、〈泰雅族群分佈與社會變遷〉、〈平埔族古文書溯源〉、〈埔里開發簡史〉等專文或論文,沒有經過任何文學訓練的他,還陸續完成《霧社事件》、《霧重雲深》、《風中緋櫻》三本關於霧社事件的報導文學專書。作品不算多,卻是鄧相揚用歲月和腳印所累積而出的,他所蒐集得來的無數史料極為豐富,更提供日後他人處理霧社事件或相關創作題材的雄厚基礎。

這幾年,鄧相揚還積極參與埔里地方事務、經營博物館、舉辦文化活動、加入地震後社區重建工作......,像一顆精力充沛的陀螺,將生命轉到極速。

◆ 尋找井上伊之助 鄧相揚別有所獲

「是什麼樣的力量推動你?」我好奇地問了一句,鄧相揚回給我一整篇動人的故事:

在霧社事件發生後,懷有花崗二郎遺腹子的初子和其他族人一樣,踏上前往川中島的艱困路程,在抵達川中島後一個星期左右,初子在痛苦中產下男嬰阿威.拉奇斯(高光華),卻因失血過多而瀕臨死亡。

「最後是一個叫做井上伊之助的日本醫生救我的,你可以幫我找到他的墳墓嗎?我想跟他好好道謝。」當鄧相揚向初子詢問起這段過往時,初子如此回答。

鄧相揚答應了初子,每次到日本找尋資料或遇到日本友人時,都不放棄任何一絲找尋的希望,後來年邁的初子過世,更加重鄧相揚幫她達成遺願的責任,「我要代替初子跟他或他的後代道謝。」

終於,鄧相揚透過各種管道找到井上伊之助的兒子,透過日本朋友與他取得聯繫,說明想前去拜訪的心意,「沒想到,他堅決地拒絕了我。」井上伊之助之子的拒絕,並未讓鄧相揚從此氣餒,經過多年不屈不撓的尋找後,他自己循著線索找到井上埋葬在橫濱一處墓園的消息,「一大早,我一個大男人就捧著一束鮮花,坐上火車前往墓園,不管車上的人對我投以如何異樣的眼光。」「在幾萬座墓碑中,最後找到井上伊之助的墓碑,我無法形容那時的感動。在上面,刻了『愛』這個字,而更令我震撼的,是在墓碑底下還有一行泰雅族語......。」

「祖靈在編織」,井上伊之助的墓碑上這樣寫著。

◆ 他人的生命故事 驅使他拚命向前

鄧相揚說,井上伊之助的父親,在一百年前是日本駐台樟腦會社的職員,一九○六年在原住民出草行動中慘遭砍頭,使他悲痛欲絕,卻在成為神職人員之後,選擇一九一一年來到台灣新竹、霧社等山區,將一生奉獻入原住民醫療服務,在霧社事件之後,也意外拯救了初子母子。

「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互相間都是有緊密的關係,越是投入就會發現未知的更多,在尋找歷史的過程中,我自己也不斷的被感動,做田野的魅力就在這裡。」對於鄧相揚來說,追溯歷史,不只為文學或創作,甚至不是為了完成什麼,那是沒有目的也不會有終結的工作,因為他追求的是其他人的生命故事,是對生命的感動。

祭拜完井上伊之助後,鄧相揚回頭再找井上的兒子,希望無論如何能讓他代替父親接受初子的感謝,「他在電話裡考慮很久,後來開口第一句話,就問我是不是基督徒。」「他說他恨透他父親,恨他只照顧遠在霧社的異鄉人,卻從未關心過自己親生的家人,如果我同他父親一樣是基督徒,他就絕對不見我......。」

七十多年過去了,與霧社事件相關的魂魄,還是能飄蕩在三個世代、三種姓名、兩個國度之間,像揮之不去的鬼魅,緊緊纏繞在當代或後代的身體血液中,恨,或愛。

「如果歷史真相一直沒有被暴露,後續的問題依然會繼續發展,族群認同模糊的包袱就必須繼續承受。」包括《霧重雲深》,包括《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影響所及,對鄧相揚而言不只是單純的戰爭本身,而是因為它而改變起伏的人生,「霧社事件與中國的抗日精神毫不相關,與盧溝橋的歷史毫無關聯,它是台灣原住民與日本殖民政府間的事件,是台灣與日本兩國間的歷史牽連,是台灣自己的歷史。」

◆這就是他的宿命 為人生尋求解答

井上伊之助的故事,鄧相揚已開始動筆整理,而就在他見過井上醫師後代的第二年,井上的兒子主動打電話邀請他再度到日本,並且極為禮貌而熱情的招待他,態度與前一年完全不同。「他應該是了解他父親了。」說完,鄧相揚轉身走到戶外,沉默地點上一根菸,彷彿想努力將激動的情緒藉由煙霧縹緲而去。

「地震後,兩種極端的想法在我內心不斷爭論;這也許是上帝叫我從此要結束研究工作,放棄這一切......,或者另一方面,上帝既然讓我活下來,就是要我為霧社、為埔里再做更多事情、更多紀錄。」鄧相揚最後還是選擇相信後者,即使前程未卜。

「而我對生活的態度也全都改觀了。」不知不覺間,與鄧相揚聊著聊著就到了夜晚,新生後的埔里鎮上燈火通明,不斷擴建的新商店新大樓,使他的故鄉換上新貌。坐在路旁,鄧相揚隨意點了幾盤小菜,突然有感而發,「我以前不太會到路邊攤吃飯,穿衣服要看質料,喝酒要看品牌,對品質相當要求,地震後,我這個鄧醫師和其他人一樣,也要排兩天的隊領取捐贈的衣服穿,排隊吃便當。」他說,很多事他都無所謂了,只想快點把該能寫的寫完,把能整理的資料整理完,不再想那麼多,人生很短暫,他能做的就是這樣。

「那就是我的宿命......。」鄧相揚重複地說了幾次,似乎唯有這樣,人生的疑惑才能尋得解答,然後再讓他從疲憊中爬起,繼續追溯永無止境的生命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