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廣均（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後來我才發現，我就是書中所說的『原住民』喔！」
「出了小港機場，我們坐上計程車，司機對著我們說：歡迎來到『台灣國』！」
「我點了一杯紅蘿蔔汁，老闆馬上問我說：你是不是台灣人？為何不說台語？」

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兩天，來自台灣五所大學的三十幾位同學齊聚天母國際會議中心，共同分享他們一個學期以來針對「多元文化」此一主題所進行的田野訪問。兩天裡，大家分享許多趣事，也引發不少笑聲與討論。

在過去幾個月裡，參與的同學們從決定主題、尋找對象、初訪、正式訪問、事後聯繫，每一位同學都經歷了某種形式的田野訪談。田野訪談是一個不同於傳統以教室為主的學習經驗，同學們可以有機會超越自己的生活經驗，訪問一些平常不容易接觸的人群。在今日的台灣，這樣的學習方式自有其特殊意義。

隨著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開展，「多元文化」已成為許多人朗朗上口的一個口號。可是在迎接「多元文化」的同時，許多爭議與焦慮也伴隨而生。這些爭議與焦慮有些是起因於單純的不瞭解或誤會，有些是來自於媒體過度報導的渲染效應，也有些是歷史衝突經驗的陰魂不散。如何面對這些爭議與焦慮，也就成為同學們進行田野訪談與參與此次聯合工作坊的討論焦點。

「鼓勵對話」是邁向「多元文化」的一個重要起點。現代社會分工複雜，人口組成多樣，我們實際上不可能去認識每一個人或團體，只好依賴媒體、二手傳播，但也因此常常會受限於某些偏見或是刻板印象。不過我們相信，鼓勵對話可以增加瞭解，也才能帶來尊重與接受，進而擺脫偏見與刻板印象的糾纏。

目前在許多看似壁壘分明的政治對立背後，其實許多人是有著多樣而豐富的族群互動經驗，這些經驗或是來自通婚家人的生活接觸，有些則是來自語言學習的樂趣或是飲食習慣的偏好。因此，如何避免政治力量的擠壓，鼓勵對話並還原珍惜這些多元經驗，不僅是此次工作坊的目標，也是台灣未來所將面對的一個重要挑戰。

世代移轉 族群情結會複製？
在迎接「多元文化」之時，七年級生又是如何看待台灣社會的族群議題或多元文化？無可否認的，台灣的族群議題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條件，可是這些因素是否會複製到下一代？族群情結會在不同世代之間移轉嗎？新世代是否會有不同的態度與想法？如果有的話，他們的看法是什麼？如果沒有的話，這是因為他們還年輕，尚未有足夠的人生經驗去感受「族群」的存在？還是有一天，隨著年齡的增加，屬於他們的「族群議題」自然就會出現了呢？

「語言使用」是一個試金石。一位同學語氣激動地回憶說，有一次在買果汁時，老闆質疑她為何不講台語？她當時一愣不知所措，到現在都還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她的分享引起了許多人的回應，因為他們都有類似的經驗。大家熱烈地討論著，如果換成自己，又該如何回答這位老闆的責難？在台灣的歷史中，語言使用的不正義或不公平現象（羞辱、懲罰母語的使用）曾經深刻地對某些人造成傷害，也是許多人在理解族群關係或衝突時最常提到的一個例子。可是，我們要如何彌補上一代所受到的傷害，或是糾正語言使用的不正義呢？是否可以要求新世代全盤接收這些和語言使用有關的歷史經驗？是否可以透過對於新世代的責難，來宣洩個人語言使用上的挫折感？新世代是否就該被要求以某一特定的族群身分（且不論族群身分是如何被決定的）來決定其所使用的語言？語言的選擇和使用是人權，還是一種承載集體身分的符號？

除了語言，我們又該如何面對歷史（如二二八事件） ？又該如何看待「外省人」與國民黨的關係？上一代經歷的歷史傷痛該如何被看待？是否應該交由下一代來承擔處理？集體記憶的凝聚是任重道遠的傳承，還是一種選擇性的遺忘？上一代對於威權體制所帶來的同質化壓迫雖有切膚之痛，但多數新世代卻沒有對應的經驗或同理心可以理解，不同世代之間的經驗落差該如何調整或是展開對話？

我是誰 多元文化的新課題
「我到底是誰？」也是一個引起許多同學熱烈討論的問題。有人說：「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我就是別人口中的『原住民』喔」。新世代的共同困惑之一是，他們不太清楚自己的「身分」到底是什麼？雖然「多元文化」之說此起彼落，但有些問題卻似乎離他們有些遙遠。一個在都市生活多年的大學生是否一定要開始承認自己是原住民？身分的困惑也不是原住民的專利，「客家人」和「外省人」也有類似的經驗。一位來自通婚家庭的七年級生到底是「閩南人」還是「客家人」？一位同學也半開玩笑地說，對於那些所謂的「外省人」面臨的問題，我好像還沒碰到就長大了，那我還是「外省人」嗎？在不久的過去，不能承認自己的身分或是被迫隱藏自己的身分，曾經是一種嚴重的傷害，但如今在台灣，不得不承認某種身分是否也是一種認同的扭曲？

「多元文化」是一個重要的當代價值，也是一種新的政治論述。可是許多時候，當「多元文化」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時，卻也壓縮了每一個人的身分經驗。在「多元文化」或「四大族群」這樣的說法下，每一個人似乎都應該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正確的族群身分或文化位置，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事情卻往往不是那麼一清二楚，身分的選擇與表述反而是模糊的、多重的、即興的，本書中接受採訪報導的許多主角人物就是最好的例子。

除了個人身分經驗的多重性之外，思考「多元文化」的另一個弔詭是：文化會不會改變？又會如何改變？原住民是否可以喜歡閱讀莎士比亞或村上春樹？數位電腦可否成為再現「客家」硬頸精神的利器？「外省人」可不可以說得一口流利的閩南話或客家話，那他還是「外省人」嗎？如果文化會改變，此一改變又是如何產生的？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如果多元文化是一種由上而下所發起的文化運動，是否會引起新世代的反抗？以語言學習為例，很粗暴地去鼓勵某些差異所可能造成的傷害或反抗，其實和很粗暴地去消除某些差異其實是一樣的。

身分 選擇或被決定？
同樣地，個人是否可以自由選擇某一文化身分？還是只能被動地接受或放棄某些文化身分？文化身分之所以被認為是不會改變的，就是因為我們將文化視為一種封閉的概念，每一個人也因而被分配了一個無法由自己決定選擇的身分？很明顯地，參與此次工作坊的多數七年級生並不願意接受這種看法。

另外一個引起眾多討論的議題是對於弱勢文化和弱勢團體的關心。大家對於弱勢文化與弱勢團體的關心都沒有異議，問題在於我們到底該如何協助弱勢文化和弱勢團體？以加分保障或補助政策為例，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補助，而是在於該如何補助？補助誰？誰才是真正的弱勢者？是要以膚色或種族為依據？還是該有更普遍的社會人口標準？

這些補助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此外，對於弱勢團體的協助是要以文化語言為主，還是要以爭取基本生存條件、提高競爭能力（增加工作技能）為主？以許多人提起的「原住民恢復傳統姓名運動」為例，為何十一年來，願意恢復傳統姓名的人只有八百多人，甚至還有不少人又改回漢名？要如何才可提高原住民恢復使用傳統姓名的意願？這是因為行政配套措施的不完整？還是應先協助原住民發展穩固的社會經濟條件（如入學與工作機會）？

兩天下來，透過問題的交換與討論，大家試著要釐清、整理出新世代對於「多元文化」的看法。可以確定的是，多元文化不只是一種強調容忍差異的價值，也期待一種新關係的建立。目前對於多元文化的介紹，經常只是一種櫥窗式的、博物館式的介紹，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鼓勵差異（包括不同世代）之間的對話與平等關係的建立。

傾聽 理解 尊重
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邁向多元文化之路並不平坦，許多爭議與盲點仍有待克服。可喜的是，此次新世代的對話經驗提供了許多鮮活生動的人物，讓我們可以透過他（她）們的生命故事，增加對於多元文化的認識。致力倡導多元文化理念的加拿大籍學者泰勒（C.Taylor）就曾說過，沒有理解的尊重很容易成為一種表面上的應對與敷衍，唯有經過傾聽、對話產生的理解與尊重才禁得起考驗，並可在對話雙方之間形成一條新的地平線。此次工作坊的舉辦與新世代訪談故事的出版，正是想提供一種以傾聽理解為基礎的對話經驗，做為台灣社會邁向多元文化的一個思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