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昌德（中正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參與公視這次族群報導計畫，對我而言多半是巧合。
以一位學院工作者角色來說， 我的研究領域從未直接碰觸「族群」這個主題，所負責的課程也沒有以族群為主題的內容；而以一位「前」新聞工作者的經歷來看，過去採訪報導的範疇僅只限於財經，更與族群問題相距甚遠。加上因故缺席該計畫的幾次籌備會議，因此進行過程中，我一直是心虛的，不知道提供給參與同學的建議是否合適。

不過現在回顧起來， 這樣的顧慮或許無謂。因為打從一開始，進行採訪的同學就並不需要我任何「指導」。相反的，同學們所採訪與寫下的故事，指引了我對族群這個主題，以及對於新聞報導的作法與原則，有更為貼近當前人們生活的體認。
經歷一九八○年代後期以來威權解體歷程的我們這一代，源自於長期以來政治衝突的框架，對「族群」這個主題的自然反應，總是顯得沈重與難解。諸如二二八省籍衝突的悲情歷史、福佬與客家文化的長久壓抑、原住民的遭受歧視與剝削、外省族群的邊緣焦慮等，種種刻板印象與歷史烙記，使得我們談起族群，往往話未說眉頭就先糾結一塊。

但當前大學生的族群觀，就少了這些包袱。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參與同學很少感受到從「族群出身」而來的衝突問題。所以當題目丟出來的時候，多數反應是「不覺得我們有族群問題」，或者「從未感受到族群問題的存在」。這使我回頭反省自己對族群問題的既有成見，並且隨著公視製作團隊的討論與規劃，建議同學把採訪素材集中在個別的「生命史」，而非想像中的社會結構下的宿命不安或緊張衝突。

因為如此，不少同學回頭採訪家族長輩或自己身邊的故事，試著描繪親近的人們的生命歷程。這些故事，即便不見得多麼有「劇情張力」、即便不見得體現了多少大環境的族群「衝突」，但都能夠打動讀者；或者更重要的，都能夠打動與改變採訪者。有同學說，透過這次的參與過程，才真正瞭解自己家族長輩、或者身邊朋友的過去，所以對自己「所由何來」或「身在何處」，有多一點的體驗，同時也從這些受訪者的日常生活經歷，摸索出不同族群的相異之處與相處之道。

在這些報導中我體會到， 從瞭解家族史或個人生命史所凝結出來的「族群意識」，遠比跳過這種聯繫、而直接認同一個遙遠的族群概念， 來得真切。從家族與個人生命史出發的族群觀，才能夠擺脫目前政治人物排他的「統獨區隔」， 以及主流媒體廉價的「忘掉過去、放眼未來」、「我們都是新台灣人」的虛幻論述，還給「族群包容」一個從個人生命出發的真正面目。

同時，對於一個負責「新聞寫作」課程的教師，以及過去新聞經歷侷限於處理「非人」數字的記者來說，我也透過這次的經驗發現，能夠令人感動、真正瞭解族群這個主題或問題的報導，不是符合學院那種要求不帶個人情感的「客觀」報導，而是採訪者「設身處地」地描述每個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經驗的文章。所謂客觀報導，頂多能夠簡潔地提供片面的資訊，但卻無法描述刻畫類似族群這類飽含情感與生活經歷的主題。

回到一般人的生命經歷，才是我們認識族群的開始，也才應該是媒體報導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