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指故宮建築實體及故宮博物院)紀錄片,大部分是關於建築宮闕之雄偉,是關於文物珍寶之美,但是真正意在言外的是人的故事,有些它講出來了,像【肇建紫禁城】中分析明成祖奪位後,深懼列祖列宗的詛咒,形成了捨棄南京,興建紫禁城的心理因素,像【盛世的屋脊】中,描繪清軍入關,年僅六歲的順治帝由滿洲首次進入紫禁城,窺見漢文明的極至。
但是有些它沒有講出來,而這是近八十年故宮歷史裡,最深沉動人的一章,譬如,關於莊嚴與馬衡的故事。

故宮背後的故事 大時代的關鍵選擇
曾經擔任過台灣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嚴,在台灣文化圈耳熟能詳,是護送故宮珍寶來台灣的大功臣;而馬衡則是北大教授,是莊嚴的老師與長官,典型的故宮人,馬衡更是從「清室善後委員會」就開始,一直做到故宮博物院的院長,但是在四九年,卻與他的學生部屬們,如莊嚴、那志良等,做了不同的選擇,他沒有來台灣。

據莊嚴的兒子莊靈回憶,當時留在北平的馬衡,以身患心臟靜脈緊縮症為由,婉拒南下,對文物裝箱空運一事,則再三吩咐:「要穩,千萬別求快」,等到平津戰事吃緊,他更封閉故宮交通,嚴禁車輛出入,以致選裝的文物,一件都未運出。

事實上,中共官方對馬衡的表現則大為稱許:「當時的院長馬衡思想進步,而且和北平的地下黨組織已有聯系,他公開布置裝箱,另一方面以機場不安全為藉口與國民黨政府周旋,爭取了時間,拖到戰局發生變化,北平的文物得以保留」。像馬衡這樣的故宮人不在少數,在迎接解放軍進入故宮時,三百多人在太和殿興奮的大喊:「我們造反了,故宮從此解放了」。

這批人的想法不難理解,在【國寶大流遷】一集中,我們看到,他們可以千里迢迢護送故宮文物從北平、到上海、南京、最後到四川,那是因為夷夏之辨,「不能扔給日本人」,但是對同是中國人的國共內戰,他們念茲在茲的,則是要讓歷朝文物留在母國的都城,這是是珍視文化的選擇,同樣的考慮邏輯,也讓北平圍城時,衛戍司令官傅作義開城投降,以免一代名城毀於戰火。

政治與友誼的撕裂
政治的撕裂,導致了兩群故宮人不同的命運,當時人在北京的馬衡曾經致函莊嚴,如果莊嚴執意要護送文物去台灣,則他不惜與莊嚴斷絕廿多年師生之情,莊嚴絕口不提此事,兒子莊靈從旁觀察到,這是他心中永遠的隱痛,但是莊嚴在有生之年,一定覺得自己沒錯,自己不是為了蔣介石或是國民黨,而是為中華文化保存血脈。

不同的選擇 不同的命運
事實上,四九年前後,各機構、各團體都有類似的情況發生,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則是另一個例子,當時來台灣的孫運璿在台電、胡新南在中油,都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主幹,而留在大陸的一批,也曾參與第一個與第二個五年計劃,表現優異,但隨後的反右、文革,卻把他們打入冷窖卅年,有志難申。

留在大陸的故宮人,也有相同的困境,1952年馬衡就被迫離開心愛的故宮,三年後就抑鬱而終。留下來的人除了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風,最難忍受的是,新政權不尊重文化,不珍惜故宮所代表的一切。
在【永遠的故宮】這集中提及,剛開始的一段時間,新政權撥款修繕部分建築,也曾公開在海內外徵集文物,但都是短暫的,因為中共政權本質是革命的,也就是反既成體制與文化的。《故宮》紀錄片中,並沒有提到後來發生了什麼,也許從故宮歷史上,後來的卅年不算什麼,但是卻在故宮的身上烙下一道醜惡的痕跡。
1958年9月,在做北京市總體規劃時,曾計畫「故宮要著手改建」,《規劃說明》中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景山、北海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使之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改建成一個群眾性的文體、休憩場所。

當年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一位局領導曾發言:「為什麼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后的東西以有力一擊!」,在這樣的心態下,北京股城牆陸續被拆除,故宮眼看著就是下一個目標了。

故宮歷盡滄桑威脅
1964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提出《關于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建議讓首都面貌應當逐步改變,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為此,北京市政府發動六家設計單位分別編制規劃方案。故宮改建計劃被再度提起,切開故宮,開闢東西向道路,就是眾方案之一。
這條路計劃從西華門橫穿至東華門,將文華、武英二殿闢作娛樂場所。方案是北京市提出的,兩大改建理由是,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后」,在專案會議上,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為此大發雷霆,此議又告暫緩。

但是四九年以後,政治力量的無情與龐大,遠勝過軍閥時代,陸定一的兒子陸德回憶:五、六十年代,北京為搞建設,需拆除部分古建築。一些專家和學者不贊同,有人為此還痛哭過。陸定一等人把這一情況向(毛)主席匯報,主席講:「這些遺老遺少們啊,當亡國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時)他們沒有哭,拆幾座牌樓古坊,就要哭鼻子?!」。

從毛的眼光來看,所謂文化的堅持,是個屁,即使有少數有文化素養的中共高官,如陸定一,在文革開始後,被定性為三家村黑店後台,自身難保,後來文革政治風暴一起,也就沒有人敢輕易去反映這種事了,但是也因全國建設停擺,故宮逃過一劫。
文革開始后,故宮博物院停止開放,各項業務工作陷於癱瘓狀態,文化部副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一個訪問﹝不是紀錄片中的﹞中提到,文化大革命對故宮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即使1971年7月恢復開放后,由於「左」的思想路線的干擾,陳列等業務工作仍無大進展,學術研究也處於停頓狀態。

這還是客氣的描述,真正發生的是:文革實質上是奪權鬥爭,但是表面上以對文化的大革命形式出現,故宮自然是首當其衝;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覽在神武門城樓開幕,後移至故宮奉先殿繼續展出,為此展覽,1966年6月至7月,將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為長方形。毛澤東像被挂于奉先殿內,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爐,被認為與展覽內容不符而拆除。

故宮「整改方案」隨即出臺,最駭人聽聞的構想是,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扳倒,加封條;在寶座臺上塑持槍農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把中和殿改建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等等。這些方案中有的項目實現了,包括順貞門、天一門、文華殿、乾隆花園內的門額被摘,中和殿寶座被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來了。

所幸「整改方案」的其他項目未及實施,即遭遇內部鬥爭,主其事的一派被趕走,故宮再度逃過一劫,1967年5月26日,周恩來總理派北京衛戍區一營進駐故宮博物院,實行軍事保護,使故宮免遭直接破壞,但事實上是封存起來。

傲人世界文化遺產 浴火重生 風華再現
現在的故宮整建計畫,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現在的中國富起來了,肯花廿億元,長達十九年的時間,來徹底翻修故宮,而且以「尊重歷史、恢復原貌」為原則,運用傳統工法,遵從世界遺產保護的規範,社會與企業也有雄的財力,重新自國際買回佚失的珍寶,這是故宮從來沒有的黃金時期。
過去種種,大家都願意相信,已經不會再回來,但是如果全部的事實不能被揭露,大家不能誠實面對,又怎麼避免過去所犯的大錯呢,大至文革、六四,小至故宮,沒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