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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出生於阿里山鄉樂野村的高一生,在青少年時期即因品學兼優進入台南師範學校,這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捩點。

他與來自雲嘉地區的優秀青年一起研讀當時代知識份子最熱切的各種理論書籍,一起沉迷在音樂和文學的領域。

在這同時,每逢假期他都回到族裡的「蕃童教育所」協助教育工作,也開始認識他一生中最愛的女子湯川春子女士,並於1931年結婚。 高一生在畢業之後回到故鄉,致力於提昇族人子弟的教育水準、農業新知推廣、警務保安、改善醫療習慣等攸關全族人前途生活的政策的擬定和執行。

他把自己定位在照顧族人的奉獻者的角色,春子則是他最好的助手和討論的對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在台灣島大量征兵,當日本人到阿里山區徵「高砂族義勇兵」軍伕時,高一生深知戰爭會嚴重折損鄒族人口和阻礙鄒族區域的現代化,便極力反對而引起駐在所主管的斥責。

戰爭中,他幾次到高雄軍港領回戰亡的族人骨灰,當天晚上都會難過得以酒和淚。 戰後,高一生擔任嘉義吳鳳鄉鄉長,並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極力主張設立原住民自治區,要求擴大行政自主權,同時推展水田蔬菜和經濟作物種植,帶動造林,興建灌溉水渠和電力供給,安排鄒族子弟鄉內外好的就學機會等等,把希望和幹勁都牽繫在對三民主義的憧憬和信賴。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應嘉義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邀,調動鄉民下山維持治安,並支援水上機場的戰役,而種下1954年遭到整肅的禍根。 當時,被通緝的共產黨員蔡孝乾和他先吸收的黨員和知青逃亡的最後一站多在鄒族的山區,高一生和鄒族人人道的供給食糧和掩護,這也成為日後保安司令部下達死亡令的理由。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開始大力肅清匪諜。

1952年9月,高一生與警備官湯守仁、樂野村村長武義德等人同時遭到誘捕,並被判處死刑。 高一生在囚禁期間,難以言諭心中的無奈,唯一能跨過悲情,向時代證明生命的韌性,只賸高一生創作的《春之佐保姬》等詞曲傳唱人間。

1954年4月17日,她的妻子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池中撈出的高氏屍 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