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統治台灣長達二百一十二年。這段歷史,大大改變台灣住民與社會的發展路徑。

郁永河站在甲板上,瞭望著台灣的陸地。

想要瞭解清朝統治台灣初期的開發與社會狀態, 1697 年初來台採辦硫磺礦的郁永河,從台南一路北上,在其著作『裨海紀遊』裡,寫下沿途所見景象。當時,台灣島上有數百個各自獨立的部落社群,郁永河見到的只是其中幾個,但是他們的容貌與生活形態各個不同,讓郁永河印象十分深刻,也留下第一手的文字敘述。

郁永河到北投採硫,歷經疾病、風災,終於在同年十月完成任務,離開淡水。此後,漢人移民將他們的勢力由西南海岸平原逐漸往中、北部拓展,台灣原有的住民也逐漸失去了遺世獨立的生活空間。隨著土地的開發,「 大員 ( 台灣 ) 」 這個鹿耳門附近小沙洲的名字,逐漸演變成為整個福爾摩沙的正式稱謂。

台灣被清帝國納入版圖時,清正?帝國盛世,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太平日子,但是對台灣這個化外之地的小島卻採取了戒慎恐懼的消極治理態度。 1684 年頒布『渡台禁令』,已經渡台的士兵和要到台灣的百姓,都不能攜眷,而且必須要有照單才可渡台。所以大多數人要靠偷渡,才到得了台灣。

「唐山過台灣,

心肝結歸丸。

在船艙中的彭氏一家,祈求平安渡過海相險惡的黑水溝

過番存一半,

過台灣無底看。」

「黑水溝」險惡,許多人還沒有機會踏上台灣土地,就已喪命,即使偷渡成功,多數亦成為異鄉遊魂;但這都擋不住貧窮的閩粵移民前仆後繼的前往這個新天地。在朝廷眼中臺灣或許是個化外之地,在先民的心裡這是無可替代的家園,他們要在此生根,並且繁衍子孫。靠著大海的阻隔,漢人移民自力救濟地適應著島上充滿挑戰的新生活,凝聚出打拼墾拓又堅毅不拔的生命經驗,代代相傳。

台灣的開發與漢人大量來台有密切關係。清初,在台灣開墾土地,最重要的是要取得土地的開發權。家大業大,與官府關係良好的墾戶,往往成為大佃戶,大佃戶又可再轉佃給小佃農耕作。清政府為了避免漢人與原住民發生衝突,最初是禁止漢人開墾原住民的土地,只是這規定並沒有被切實遵守。

ㄧ路上極其艱苦,走在深草之中,穿過荊棘樹叢,帽子和鞋子ㄧ再被刮破。

在這段移民不斷湧進的時期,雖有成功案例,更多的是失敗的辛酸。在拓墾開圳的過程中,水權與地權的紛爭層出不窮,不僅發生在原住民與漢人之間,也發生在漢人彼此之間。地方土豪以大小租戶的從屬關係為基礎,出資雇用專屬武力,發展出所謂的「鄉勇團練」。這種由地方團練發展出來的民間凝聚力,也在尚未有國家意識的漢人移民社會中,更加強化了地域鄉里的認同感。同時,台灣原住民依賴水資源的生活形態,也逐漸因大量漢人的移入而被迫改變。

清國治台初期,一切制度還未上軌道:治台政策偏差、胥吏差役的貪狠索求、公權力不彰、社會的不穩定結構、又加上祖籍地、語言、信仰的不同,民間的會黨勢力因此盛行。會黨的型態一種是結拜立盟、組織秘密會堂,有事則互相救援;一種是同宗同鄉的人聚居一地,以便共同防禦外來的侵擾。前者容易發展成「民變」,後者則易造成「械鬥」。械鬥加上民變,在清朝統治台灣兩百多年間,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事件,其中又以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等三大民變影響最鉅。

『熟番歌:人畏生番猛如虎,

世居台灣海岸沿線的平埔人,大部分只好接受漢人文化,採用漢人的堂號、姓氏,失去原本 的名字和語言

人欺熟番賤如土。

熟番歸化勤躬耕,

山田一甲唐人爭。』

移民一波接一波登岸,原來住在島上獵鹿維生的平埔族原住民,收起了弓箭,學習用牛犁耕田。 1823 年之後,中部地區的平埔人,集合資金換取土地開墾;這次有計畫的移民,使得埔里成為中部平埔人最後的根據地。

漢人初到台灣時,因不准攜眷,有不少人娶平埔女子為妻,一方面取得土地的控制權,另一方面經由通婚,漢人和台灣原住民在血統上互相融合。「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這句話便是用來說明這種現象,並且在語言和生活習俗方面也彼此滲透、相互影響。這正是台灣社會的真實演變,其中蘊含著族群結構的巧妙重組。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台灣社會都還經常見到招贅婚,約定頭生的兒子要從母姓,這正是原漢通婚所留下的文化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