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進入 1920 年代,在國際情勢、日本本土政治形勢的變遷、民族自決等世界性思潮以及殖民地的反抗等衝擊之下,日本修改了殖民地統治政策,逐漸確立並強化同化主義。但是殖民政府所標榜的「一視同仁」,實質上仍不脫差別對待和剝削,台灣人民也在世界潮流衝擊下,思考著台灣的定位和前途,重新展開另一種形式的反日運動。

老師以日文教課,小學生專心聽講

一群在 1895 年前後出生、成長的台灣留日青年,由於在日本吸收到新文化和新思潮,激發了他們潛在的民族意識。加上同一段時間,中國人民已經推翻了清帝國,接下來又發生了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朝鮮也爆發獨立運動,這一切都刺激了這批年輕的台灣知識份子,把覺醒的民族思想帶回了故鄉台灣。

從 1921 年起的十四年間﹐台灣人民先後展開 15 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行動」,雖然都沒有具體的成果,但是當請願團抵達日本時,都造成很大的宣傳效果;而請願代表們回到台灣時,也一次比一次更加受到民眾的熱烈支持。這種持續的請願活動,深深刺激著日本政府。 1923 年底終於發生了「治警事件」,總督府針對運動活躍份子,進行一場大逮捕。

演講者說服民眾支持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行動」

1927 年,由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所發行的《台灣民報》,終於獲准在台灣發行。這份從《台灣青年》、《台灣》一路改版蛻變而來的報紙,主要探索台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問題,對日本的統治提出了批評,同時也介紹世界局勢與思潮。《台灣民報》跟文化協會相輔相成,共同打造了一個台灣前所未有的文化啟蒙與覺醒的年代,在異族統治下的台灣,開始尋找自己的身世和特色。

這個年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有如繁花盛開,各種不同路線的主張,反應不同階層、立場的聲音和思想。雖然這些政治社會運動在戰爭爆發的前夕,最終還是遭到殖民者全面鎮壓而消聲,卻也留下深遠的影響,代表著台灣人在近代化歷程之中的自我反省和肯定。

1930 年楊肇嘉組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要求開放地方上的選舉權給台灣人。 1935 年底,台灣舉辦了首次的「地方自治」選舉。不過,這個台灣史上首次的選舉卻充滿了瑕疵,日本政府只開放了一半名額,另一半仍維持官派。並且規定必須年滿 25 歲,年繳稅額五圓以上的男性才有投票權。

隨著戰場的擴大,為了擴充軍源,原本不需要台灣人當兵的政策開始轉變。 1942 年開始,總督府在台灣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掀起了社會上志願從軍的熱潮。阿福的哥哥也被日軍以半強迫式的手段要求加入從軍的行列

同時,日治以來的各項建設及措施已逐漸展現成效,台灣被納入日本後,開啟世界之窗,近代化社會逐漸成型,形成現代台灣的初胚。然而隨著日本帝國對外擴張的腳步, 1930 年代,戰爭陰影逐漸籠罩台灣。為因應對外侵略的需要,日本殖民政策更強化同化主義而展開皇民化運動,企圖加緊改造台灣人成為日本皇民以赴戰爭,台灣無可避免的被全面動員捲入戰爭漩渦,也顯露出自我認同的錯亂和無奈。

原本以為戰事會速戰速決的日本,沒想到陷入中國遼闊的戰場。為了突破戰事膠著的狀態,日本決定轉移戰場,征戰南洋和太平洋,太平洋戰爭於是爆發。隨著戰場的擴大,為了擴充軍源,原本不需要台灣人當兵的政策開始轉變。 1942 年開始,總督府在台灣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掀起了社會上志願從軍的熱潮。

日本陸軍招募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擔任了比日軍還危險、還重要的前線任務。不僅男性上戰場,台灣女性也被動員到戰場擔任看護婦。日軍從各佔領地、殖民地募集慰安婦到戰區服務日本軍人,台灣的女性也未能倖免。

日本這場「大東亞聖戰」總計奪去了 3 萬多條台灣人寶貴的性命,二次大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又視曾經加入日本軍隊的這批台籍日本兵為敵人,造成台灣兵的迷惘,「我到底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我們到底是輸了?還是贏了?」即使在戰爭結束多年後,這些問號仍然在他們的夢魘中載浮載沉,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