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公共電視─面對國家

邱小妹事件:制度面與人性面
日 期: 2005-02-05
時 間:每週六晚間八點至九點 製作人:黃明明
主持人:謝金河



面對國家第八十四集 來賓鄧素文 王貞云 杜永光
   
   謝金河:各位觀眾大家晚安,我是謝金河,歡迎再度收看公共電視為您製播的面對國家,即將過年了,我們在這個地方,我代表公共電視也預祝大家有一個好年。今天我們要來討論一個大家前一陣子非常關切的話題,從一月十一號爆發的邱小妹的醫療人球事件,隨著邱小妹的往生,這個事件逐漸告一段落了,但是這個事件確實震驚全台灣,從這樣的一個事件爆發,到它的落幕,我想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看到馬英九市長,他面臨非常大的一個、政治的一個壓力,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張珩局長,為這個事件辭掉台北市衛生局局長,另外仁愛醫院的吳振龍院長跟劉奇樺醫師受到監察院的彈劾,林致男總醫師是被移送法辦,我想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非常多的面向,今天我們要從這樣一個事件當中,在過年之前,我們痛定思痛,來對台灣的醫療制度,我們有一個深入的檢討,我們希望在今天一個小時的節目當中,能夠幫忙大家來釐清,包括醫師跟病人之間的關係,包括醫院的轉診制度、包括醫師的醫德,我們從三方的角度來做一個觀察,今天非常高興,我們請到三位特別來賓,第一位是台北市衛生局的副局長,鄧素文 鄧副局長,副局長好。
   
   鄧素文:大家好。
   
   謝金河:好,第二位我們請到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的辦公室主任,王貞云 王主任,王主任好。
   
   王貞云:大家好。
   
   謝金河:第三位我們請到台大醫院的神經外科教授,也是台大醫院的主治醫師,杜永光 杜醫師,杜醫師你好。
   
   杜永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
   
   謝金河:好,我們三位特別來賓,今天要從三個角度來觀察,我們這次邱小妹的事件,相信邱小妹這次的事件,應該也是逐漸告一段落,現在台北市衛生局好像還是在檢討當中,我想這個是這次,在台灣來講,是震撼台北市衛生局最大的一個事件,我想要從這個事件當中,我們來看看從檢討當中,我們現在台北市衛生局,有沒有找到一些解決方案,或者是說我們要從這個事件當中,我們有得到什麼樣的結論?要請教副局長。
   
   鄧素文:應該這麼講,其實應該講說,我們檢討是已經告一個段落,我們下面要做的是,把我們所有檢討當中,覺得需要改變的一些流程也好、一些程序也好,我們希望下面是要實際去執行。其實我們在整個檢討的過程裡面,這是一個…說實在很痛苦的過程,它其實在邱小妹事件裡面,它其實是把很多民眾深沉的痛,因為邱小妹這件事情,其實它全部引發,包括說他們在過去對於轉診、對於一床難求,還有對於整個緊急醫療系統,能不能真正保障到民眾,他在緊急的時候,他的需要,其實是把民眾深沉的痛挑出來。我們在整個檢討的過程裡面,其實我們也分成幾個部分在做檢討,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大家要看邱小妹事件,為什麼會發生?其實我這麼講,邱小妹事件它其實是綜合了許多,讓我們很不希望見到的一些元素,集中在邱小妹妹這個身上,她是一個家暴的受害者,她送到醫院的時候,她是完全沒有陪伴者,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她到醫院之後,也揭露了一些醫療界上…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病人,她是這麼重症,我們怎麼樣讓她得到完備的醫療照顧?這件事情其實爆發點有一點就是…是從台北送到了梧棲,今天我們換個角度來說,如果是從梧棲送到台北,它的震撼性絕對沒有這麼大,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分成幾個部分檢討,一個是醫院內部的管控,它一定有需要檢討的地方,第二個部分就是緊急醫療系統的部分,它一定必須要進行一個檢討,在醫院管控的部分,其實就像現在聯合醫院的仁愛院區,他們會進行檢討,但是除了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一直在做一個…就是急救責任醫院,今天是送到仁愛醫院去,如果今天不是送到仁愛醫院去,這種情形我們檢討,是不是它就一定不會發生?如果以我們過去的情形來看,其實我覺得,大家都覺得也還是有可能發生的,所以可見這個部分需要做改變,那我們真的是有一些策略,我們其實在下面就是,一直要把這個部分,策略要實際上執行出來。那另外就是緊急醫療系統,EOC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一直被提出來,其實我在提的就是說,在民眾的批評當中,其實我一直告訴我們EOC的同仁,他們這個功能是被肯定的,我們過去剛開始的時候,沒有EOC,是15%的找床成功,從文獻上,第一個月它們設立之後,是百分之二十幾,到邱小妹妹事件爆發,找床成功是83%,但是有的時候家屬不願意轉。
   
   謝金河:現在再請教副局長就是說,我們用聯合醫院的制度,對EOC這個執行、落實,是不是情況會比較好一點?
   
   鄧素文:聯合醫院的部分是這樣子,因為聯合醫院是一月一號正式掛牌,其實它運作成熟的時候,我們非常希望聯合醫院,它不需要轉送出去,以四千床,所有的病人就在裡面去找到好的醫師、好的一個治療單位,它可以處理。但這只是聯合醫院的部分,當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在聯合醫院,聯合醫院占全台北市20%的床位,還有80%的問題,它必須要去解決,站在我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我們不能只解決20%的問題,我們要去解決含80%的問題,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一直在落實、在檢討,怎麼樣讓這個EOC從六十分,我們要做到一百分。這個緊急醫療,每一條命,都是很珍貴的,所以它不能只做到六十分,它要做到一百分,那我們的確已經從現在開始,EOC其實我們已經在做改變了。
   
   謝金河:好,我想再請教我們王主任,現在就是說,我們醫改會也成立幾年了,在這幾年當中,你們有沒有做過這樣的統計?有沒有發生過類似像邱小妹這樣的人球,把她丟來丟去丟很遠?因為這次我看報紙,我看到她從台北市送到台中縣的梧棲童綜合醫院,這過程是非常遙遠,她是一個急症的、重病的病患,然後呢轉診一轉,轉太遠了,我們正常,按照正常的判斷,都知道這個會出大事,後來果然釀成大事,在醫改會過去的案例當中,有沒有做過這樣的統計?
   
   王貞云:在我們六百多件的醫療申訴裡面,其實各種問題是形形色色,那在這裡面,有關於轉診的問題,我們發覺到最常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其實不是醫院轉診,是民眾在自己轉診,當他今天被甲醫院拒絕的時候,他就拼命…自己再去找下一家醫院,那他可能同時間,他要打十幾家醫院,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們發覺我們民眾,其實本身就是EOC這樣的一個功能,那這樣的一個情形…其實過去是很普遍的一個存在,只是在這次邱小妹妹的事件當中,就像副局長所講的,其實她勾起了很多民眾內心深沉的那個痛,過去對於這整個醫療系統的一些無助的情感,其實都在這個事件上爆發出來。
   
   謝金河:我想再請教我們杜院長,杜院長曾擔任過桃園醫院的副院長,也擔任過中興醫院的院長,您也是現在跟這個有關的神經外科的教授,你怎麼來看這個事件?事件發生,如果你是第一現場,你會怎麼處理?
   
   杜永光:我想這個事情發生以後,大家把她稱為「人球」,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慘啦,我覺得轉診本身是沒有錯誤的,我們醫生基於很多理由需要轉診,譬如說我有空床,可是我能力不夠,我會建議病人,這個病不是我能夠處理的,請你轉到大一點的地方,或我認識哪個好的醫師,我幫你介紹這方面的專家,所以這個是我們常常轉診的一個理由,你的設備不足、你沒有病床,這個都可以轉診。所以整體的事件上而言,我覺得仁愛醫院這兩個醫師,我覺得有點替他們叫屈,他們是…他們的錯就是有點懶,他們沒有去…第一時間去看病人,如果他看了病人,把病人轉走,我想這是沒有錯的,所以我想,我們整個事件焦點有點模糊了,整個社會大眾好像有一個很強烈的、對醫生的要求是說,我到你那邊,你就非得給我治療好不可,所以這個之後呢,剛剛王主任也講到,我們有很多新的EOC出現,我的感覺,現在我們連民意代表都變成EOC了,很多病人很輕的病來急診處,然後民意代表又關切,那我們就不敢怠慢,我們就趕快把他收進醫院、住院了,那這是一個新的EOC,我們的病人本身他很多親戚,他給他建議,你這個病應該去哪個醫院,這個醫院沒有那個容量,可是醫院也不敢拒絕病人,所以我們會有個副作用,為了這個事件,所以我覺得轉診本身,我們如果只要能夠提供給病人更好的照顧的話,我想轉診是沒有錯的,只是這回轉得有點遠了,轉得有點遠了。
   
   謝金河:另外林致男醫師說他不敢開刀,類似這樣的一個說法,他碰到一個案子,他把她轉走了,一般我們看到醫院的醫師,他在夜間值班的時候,也許他覺得這個案子他沒把握,或是很煩了,乾脆就給人了,所以這個可能是稀鬆平常,但是剛好發生大事,我們應該怎麼來看像林致男醫師這樣一個個案呢?
   
   杜永光:我想醫生,像林醫師說他不敢開這個病人,我想是有可能的,為什麼呢?他雖然名義上是當天值班的總住院醫師,不過事實上,他是第四年的住院醫師,或者呢,我們換個角度來看,他是第二年的神經外科醫師,接受訓練第二年,因為在目前,我們神經外科的訓練制度裡面,一個神經外科醫師的訓練,包括六年,其中前兩年是在所有的外科系裡面,在那邊輪流去不同的部門,第三年開始就固定在神經外科,所以他是第四年,他只有神經外科固定兩年,所以他的經驗或許不足,如果要他單獨處理這個事情,不過他上面還有主治醫師,他應該請他的主治醫師出來,然後來處理這個病人,他沒有床或者什麼,轉走也沒錯,不過他應該下來急診幫忙。
   
   謝金河:他可能沒看過。
   
   杜永光:對,他沒看,所以我覺得大家都一直把他批評得很厲害,讓他幾乎沒有辦法生存,他是有錯,可是罪不致死,好像要把他將來的路都斷掉,我覺得這也是不對的。
   
   謝金河:現在社會上都在討論醫德,從您的角度來講,如何定位叫做醫德?
   
   杜永光:這個醫德,我想顧名思義就是醫師在他專業上,治療病人該具有的道德水準,這個道德說起來是非常地…非常地不是很具體,我們什麼叫道德呢?就是我們要與人為善,我們病人來找我們,我們盡我們的能力去處理他的病情、給他最好的照顧,那就是所謂醫德是應該有這樣的標準。不過我們回過來想,是不是所有行業都有它本身行業的道德呢?是不是每個人都遵守這個道德水準?或者我們問一句,是不是所有社會的大眾,都認為自己很有道德呢?哪一位沒說過謊話?哪一位沒偷懶?該做的事情稍微不做?那這個呢,只要發生在醫生身上,我們就認為這個醫生沒道德、他沒有醫德,我想這樣的苛責也是不太對的,我們要求所有的醫生或我們的學生們,希望能夠盡他的能力去照顧病人,每個人都有自己先天上的一些問題,譬如今天這個醫生生病了,他起都起不來,那病人要求他看,他說對不起,我今天感冒,我實在爬都爬不起來,那你就說他沒醫德,這有時候也是不對的,所以我想基本上,醫生要有一定的專業道德,我想這個大家都同意的。
   
   謝金河:現在如果以我們杜院長…杜院長是教授,神經外科的教授,如果以你教授的角度來講,他們兩位受到的處分,你覺得會不會比較過當一點?
   
   杜永光:我不太了解他們處分的內容,不好意思,他們好像被記了過,我想可能是適當的,因為他們確實是有偷懶,可是呢,如果從此斷送了他們神經外科的生涯,那我覺得這個就太重了,我想林醫師他本身態度…他大概那天很累,所以他晚上起不來了,我也知道在之前因為有個病人,已經找不到床,已經轉走了,所以他想橫豎我是沒床,所以也叫她走了,他的態度是這樣子的。你要說他完全沒有道德,我想不至於,他是有點懶,劉醫師,他是被通知說沒床,那病人轉走好不好,他就說好,所以他們犯的錯,就是這一個小的錯誤。
   
   謝金河:這個平常是稀鬆平常的事,但是就變成大事了。
   
   杜永光:對,可是呢,我站在一個醫學教育者的立場,我也不能跟我的學生說,你累,你就不要起來,這是不對的,所以我覺得他們還是要有一個適當的處罰,不過不能讓他們斷送了他們的行醫之路。
   
   謝金河:好,我再請教我們王主任,病患在求診過程當中,通常會碰到哪一些不方便的情況?
   
   王貞云:其實像剛才就是我們講的這個情形,當然就是像我們杜醫師說是偷懶或是怎麼樣,我們其實看到後來的一個調查結果,我們林致男醫生,一個月他要值班十五天,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其實對於一個醫生,我們可以要求到什麼程度,要求到那個程度,那個勞務的負荷是不是超越了常人的一個極限?其實這整個系統是要來檢討的,我們覺得其實談醫德有點太沉重。
   
   謝金河:十五天,等於半個月晚上都不能睡覺啊。
   
   杜永光:十五天,我們了解是這樣,他十五天裡面有所謂值班,他只是有六天,另外有九天是待命的,這個還可以接受,不過是有點重,有點重了。
   
   鄧素文:就是說當一個人,放在一個有問題的系統的時候,其實很容易…我們人性的弱點,我已經太累了,那我實在是有點沒辦法了,在這個有問題的系統,其實很容易就會爆發出可能不可收拾的一個問題,在這裡面,我覺得就是說,談醫德是有點太沉重,但是怎麼樣就是說我們這個系統,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顯然地我們現在目前的人力配置是不是足夠?我們目前的整個勞務的負荷,是不是能讓我們的急診系統都能夠去回應民眾的需求?然後讓這個急診系統是讓民眾可以信任的,現在顯然我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個樣子,我們很多…其實不只仁愛醫院,我相信很多大醫院、甚至很多醫學中心,它在夜間的時候,可能都只有…就是很年輕,然後沒有太多經驗,然後也不曉得怎麼樣去處理緊急狀況的一些醫生在值班,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其實我們要檢討的是整個系統要回歸原狀,真的如果說那個人力沒有辦法的話,我們建議說,那你就應該要關診,那甚至沒有辦法去負荷急診的一些任務的時候,你是不是應該就降級,你不該擔任區域醫院或者是醫學中心的急診任務。
   
   謝金河:這等於排班要醫院的副院長、或院長或主任,可能要很大的關注了。我記得我當兵的時候,像這個站衛兵是一個例子,如果輪班,像一個班,一個連大概有十二個班長,一排呢,因為那個時間是雙數、很容易就會固定,所以經常晚上站衛兵,排到兩點到四點,一個禮拜如果排站三次,我看會拿槍殺人,這個是會變成重大的一個、安全上的一個威脅。事實上像醫生的排班,我覺得這個很可能是各個醫院在它的平常的時間輪值表,可能必須要考量。我再請教我們副局長就是說,我們現在整個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在邱小妹事件之後,有很大的改善,現在到底改善的情況,到什麼樣的程度,另外一個就是說,後來衛生署也規定重症個案不得跨區轉診,未來落實的情況又怎麼樣?
   
   鄧素文:好,我其實也滿想回應剛剛有關於值班的問題,因為其實林醫師他的值班,他所謂十五天,是剛剛其實杜永光醫師也有提到,他其實是值班加上待命,不過仁愛院區它也針對這個問題,它做了很好的檢討,所以它們已經改成聯合值班的方式,換句話說,現在是聯合醫院嘛,其實醫師本身、還有各個醫療資源,它是豐富的,可以彼此去支援,所以聯合值班它可以減少這個問題。另外其實我們在過去,就一直很想推動一些急重症單位,他不應該是只有住院醫師在值班,它應該是要由主治醫師值班,我們稱之為In-House Doctor,這個是在歐美國家,其實都有在執行的,也因為邱小妹妹的事件,我們會加速這樣一個制度的開始。另外就是剛剛有提到說EOC,EOC其實它的正式的名稱是災難應變中心,不是緊急醫療中心,所以其實它本來是在預備一個大型的傷患的安頓、包括物資,不過從這次事件,我們也發現,其實民眾對於生活上的一些這種疾病的時候,其實是有需要的,那EOC的部分,其實我們已經做了滿多的檢討,從這個禮拜開始,其實有一些措施已經在進行,這次在大家要求EOC可以做得更完美的時候,就提到說,到底我們問話的方式是不是太過簡短,當時當然EOC認為說,仁愛醫院它曾經問過,我爭取時效,不要問那麼詳細,不過它們現在已經開始做的是,我們現在同時把所有的資料…一個醫院尋求協助,我們就把它傳真到所有責任醫院,這個資料就是要求協助的醫院傳送過來的,所以這個資料,醫院在接到這個電話的時候,它可以同時看到,避免訊息的誤差或者一些缺失。另外就是,我們現在就當做所有的醫院都不曾來尋求過,我們還是重新來,不過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們花了滿多時間討論,因為我們必須要在對話的完整以及在時效的爭取上,要求取一個更好的平衡點,不過這個部分,我們都已經完成了,而且已經開始,應該說這個改變的措施,已經開始上路了。另外就是在EOC的部分,這次我們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把整個緊急醫療系統,其實現在大家很多關注在EOC,這個其實是不正確的,EOC它只是一個…緊急醫療系統中的一環,它原先只是預備、是諮詢,所以它整個醫療系統需要改變,所以在這個裡面,我們是把它分成三部分來處理,第一個部分,在整個緊急醫療系統,我們要做什麼事情?這個部分就是包括中央跟地方,其實我們在不同的場合,也跟中央有過一些對話,那我們也把這些內容,也都跟中央有表達過,我們知道中央也很認真地在進行改變,譬如說我們就希望EOC定位要明確。另外這次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的後送醫院到底在哪裡?地方對後送醫院是沒有強制的任何權力,大約有個緊急醫療法,但是這個緊急醫療法是沒有罰則的,我常常說沒有罰則的法,就像拔掉虎牙的老虎,拔掉爪子的老虎,所以當下邱小妹妹,假設我今天要緊急轉送到某醫院,假設啦,杜永光醫師在這邊,假設要送到台大醫院,我們沒有強制力的,地方是沒有強制力的,這個需要中央的立法。另外我們也會認為評鑑,其實評鑑會影響到醫學中心的等級、它會影響到健保給付,假設我們評鑑可以要求,院內就要訂定轉床的一個標準作業流程,它就要訂定後送醫院的所有流程,其實它會有一些強迫醫院必須要做的,這是我們對中央的建議。當然我們自己整個醫療系統,我們就用督考的方式,督導考核,我們會要求醫院就這些部分給我們看,然後我們就一直去督導考核它,考核到它煩,這個就是我們地方…當然我們可以說,我們不給你當急救責任醫院,不過我想假設今天…我只是舉例,因為杜醫師在這邊,我說台大醫院,我不給你當急救責任醫院,我想這個對地方跟民眾都是損失,所以我們也在做這個部分,EOC的改變,我剛剛提過,另外就是各個責任醫院必須要了解,它其實都負有社會的責任在裡面,做為一個醫療機構,它今天申請,而且審核通過責任醫院,必須在這個部分,一定要盡到它的責任,那我們也會協助它的。
   
   謝金河:好,謝謝我們副局長,我想再請教我們杜教授,你以現在教授的角度回來看,我們現在很多人在批評年輕的醫師訓練不夠,所以像林致男總醫師這樣,當然很多人有各種面向來看他,我想這個要請教我們院長,你在從學生的培養過程當中,因為現在我們這個社會,幾十年來第一志願、最優秀的人都去當醫生,這個到現在其實都沒有改變,那麼現在就是說,在同樣的…我們看健保制度當中,這幾年我們看到,雖然第一流的學生都進到台大醫科或是其他相關的醫科去了,但是好像那個科有改變,比方說最熱門,現在好像皮膚科變前面的志願了,以前大家是拼死拼活都要上外科,慢慢因為健保制度它的給付的制度不同、或是它的激勵的方式不一樣,造成醫界的生態有一些改變,我想這有沒有一些後遺症,這個請我們院長來看看。
   
   杜永光:我想這有很大的後遺症,可是這個後遺症,幾乎是沒有辦法解決,為什麼沒有辦法解決?我們要先從整個大環境來講,我們整個社會進步很快,大家財富累積都也很多了,跟以前過很苦的日子不一樣,以前日子很苦,大家不太在乎今天多做一份事情,是不是會有什麼回報,現在不是,現在所有年輕人他做一份事情,他就要考慮我能賺多少錢,外面的環境都這樣、所有行業都比看誰賺的錢多的時候,你要求一個年輕的醫師說,你就是不要管、不計酬勞,就是儘量為民服務,我想這是相當困難的。所以今天為什麼皮膚科很多人願意做,我有很多皮膚科的好朋友,我很多同事都是在皮膚科裡,可是我覺得皮膚科相對地是比外科輕鬆多了,晚上不用起來,絕對沒有急診,或者很少,可能有一、兩個長很奇怪的病的話,需要他來看一下皮膚的問題,否則幾乎是沒急診,他可以一覺睡到天亮。第二呢,很多皮膚科醫師他可以不用動手,叉著手可以看病,為什麼?他只要病人襪子一脫下來,一看,香港腳,不像其他科體力上負荷就很多嘛,還有呢,他們單位時間看病快,在我們這個不同工同酬的制度底下,皮膚科醫師,我覺得可以賺的比外科醫師多很多的錢,我聽說台北市某個皮膚科的名醫,他可以一口氣五個病人進來,反正他一起看嘛。
   
   謝金河:我有一次經過師大路,很有名的皮膚科啊,掛號…我看一千多號啊。
   
   杜永光:對啊,可是我一個禮拜開三天刀,從早上八點開到…最早晚上八點結束,我大概只能開五、六個病人,我們一個刀一開就是,短一點六個小時、八個小時,長一點十幾個小時,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除非你有特別的興趣,你大概是不會去從事體力上很勞累,還有隨時冒著被病人告,皮膚科不太會被病人告的,將來開心臟的心臟外科醫生,就越來越難了,越來越少人願意做,或者呢,我們的學生成績就沒以往那麼高了。
   
   謝金河:我聽過魏崢跟我講說,他開一個刀,有時候十六個小時。
   
   杜永光:十六個小時,那個對我們而言是中等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很難要求現在年輕人說,你一定要薪水少又可以忍所有的痛苦,去盡量服務病人,我想這是很難的,但我們現在這個制度當中,對年輕醫師這樣訓練、培養,這個制度到底夠不夠?這個制度又涉及到剛才您講的人力,就是我們另外兩位來賓談到我們是不是可以負荷這樣的工作,我們值班那麼多,可是我常常回答一個問題,我說你要一個精神飽滿,可是腦袋空空的醫生來看你的病嗎。好,我們訓練那麼累,目的在哪裡呢?他也不是故意要折騰這些醫師,在我們訓練過程,有些四年、有些五年、有些六年,我們希望我們住院醫師可以觀察到各種不同的病、學習到各種不同的病,他值班越少、他機會越少,所以他精神很好,不過他學的東西就很少,這種醫生訓練出來以後,大概也沒有辦法做一個好的醫師,所以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國外他們也考慮到這個問題了,他們現在在有些國家,譬如英國在幾年前就限制住院醫師,每週不可以工作超過五十六個小時,在美國是前年開始,每週不能超過八十個小時,可是八十個小時在我們看呢,是很短,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值一個班,譬如我們今天八點上班,晚上值班到明天五點下班,那就有三十六個小時差不多了,你一個禮拜上兩個這樣的班,就已經七十二個小時了,那你還剩多少小時可以工作?你等於一個禮拜要休息三天、四天,所以這樣的話,五、六年的訓練下來,恐怕學的東西就相當有限都不夠,所以這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你要兩邊兼顧是很難的。常常有人說,醫生應該像飛行員一樣,他飛十幾個小時,就應該要休息多久,因為這都跟人命有關的嘛,這是沒錯,這個基本原則是沒錯,可是在現實面,我想就很難做得到。
   
   謝金河:我們現在健保制度,對像外科很多人不願意介入,這個有沒有制度可以來調整?
   
   杜永光:可以啊,你把外科給付增加嘛,可是健保不敢這樣做啊,其實這裡面就是說,很可以立即去做的,我覺得就是剛才講的,皮膚科醫師跟外科醫師,他的勞務負荷差異這麼大,其實在診察費的部分,分級給付,就可以立刻去討論、去施行的一個制度,這只是說要不要做,有沒有魄力去做,所謂的有沒有魄力就是說,因為你既然要去調整,就是不同工不同酬的話,一定你比較輕鬆的,是不是你要少賺一點,那這個願不願意,現在因為皮膚科健保給付項目,有些很少,現在像一般的減肥美容,這個很熱門,可是必須自費,自付額越多,他們賺得越多。
   
   謝金河:好,我想我們這個單元現在先討論到這裡,下個單元,我們還有很多精采的要繼續來討論,先休息一下。
   
   (第二段)
   
   謝金河:好,歡迎再度回到現場,剛才我們談到健保給付的問題,要進一步請教副局長,我們現在健保總額給付制度跟卓越計畫一直在推動,但對我們現在醫療的、看診的系統,這個制度,有沒有辦法說,我們大家共同來面對健保現在有一些疏漏的地方?
   
   鄧素文:我們可以彌補的,其實總額給付在這段時間都被討論非常多,總額給付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假設…我這總額我在九月就用完了,換句話說,我十月以後做的,我最好是把醫院…如果是從盈餘,我把醫院關掉,大家都去休假,但是醫院不能這麼做,所以其實這會牽涉到一個問題,醫師一定會想到…當然醫德啦,醫德他就是要去看,但是你要想到說,我每看一個病人,其實我就是多支出的花費,如果從這個成本效益來說,它難免會影響到醫院的營運,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造成現在很多的一些亂象,我基本上我能夠了解當時為什麼要推展這個總額給付跟卓越計畫,我們地方其實不是健保的主管機關,我今天只是代表就是說,我從其他的一些醫院,我們反應說我們所看到的一些情形,其實任何一個政策的執行,它一定要有配套措施。以這個總額給付來說,醫院分級給付一定要做出來,就是說大病到大醫院、小病到小醫院,如果這個可以做好,今天總額給付跟卓越計畫,對目前的一些衝擊不會這麼大,又譬如說我們其實都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大家很愛吃味素藥,其實味素藥也是總額的一部分,我今天多給你藥的時候,其實我就用掉我的總額,所以我覺得,我會覺得有一個…就是很多的東西,當沒有做搭配的時候,完全用道德來做約束,其實我真的是覺得對醫院來說有一點艱困。不過我總是覺得說,今天已經看到的這些缺失有沒有辦法再做彌補?另外剛剛其實有一直談到,就是到底這個重症跟輕症,現在大家正在討論感冒要不要給付、急重症要不要給付?其實所有一個為政的人,他都要有一個了解,或許我在這邊講,我不是這麼恰當,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覺,所有的政策,它一定要列優先順序,你覺得哪一樣最重要,你是覺得人命、急症,馬上威脅到生命最重要,你就會把急重症…像剛剛我們在講的一些重大的這些,顱部、我們神經外科,我就會把它的給付提到比較高,如果我們今天只要認為公平第一,不論優先順序的話,那你就會把它全部平均打散,但是這個其實就會談到,當所有的政策,當它有既得利益者存在的時候,你要去打破現有的制度,真的是要…最困難,非常困難,而且真的是要有肩膀,要有擔當,而且要擋得住壓力。
   
   謝金河:好,我們再請教杜醫師,你現在看健保給付制度,對整個醫院生態造成的衝擊很大,我們到底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杜永光:沒有。
   
   謝金河:沒有?
   
   杜永光:沒有。
   
   謝金河:那怎麼辦呢?
   
   杜永光:我也不曉得,因為我不是當政者,可是我總覺得,我們整個健保制度,當初的設立、制定,大概都有很大的問題,就跟剛剛鄧副局長講的,已經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那邊,它們不願意打破這個成局,那這樣子就沒有改善的空間,你用總額給付,這個是有點荒謬,當然用總額給付,可以做某些方面的節省,可是這有點像說…,好像醫師額度看到就又停了,再看就沒錢了是嗎,不但沒錢,還要虧本,因為你總是有成本嘛,要付出成本嘛,這樣就跟我們說…,我們做個比喻好了,民生問題也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嘛,我們政府說好,以後每年繳多少保費,吃飯都不要錢,台北市所有餐廳,就給它一個總額,不管多少人吃,你今天賣五十碗牛肉麵,一百碗,兩百碗,都是給一樣的錢,那請問有人願意做這樣的事情嗎,當然這個是不能夠相比的,一個是人命關天的問題,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也是民生問題,沒有東西吃也是一個大問題啊,所以在基本上,這個制度是不對的,你用總額去應付所有事情,這個是不對的。
   
   謝金河:那我們衛生署的陳署長,推動的卓越計畫,有沒有效果。
   
   杜永光:沒有。
   
   謝金河:也沒有?。
   
   杜永光:也沒效果。
   
   謝金河:那怎麼辦。
   
   杜永光:所以我想應該要做一個很基本的改變,不過這個就是,整個健保制度重新翻修,重新翻修重新再來,但是這個難度是非常高的。
   
   謝金河:非常高的。
   
   杜永光:對。
   
   謝金河:我們請教一下我們王主任,現在就是說,我們一般老百姓來講,經常很多朋友都會告訴你說,最好認識幾個醫生朋友,因為有醫生朋友,有狀況的時候比較方便,所以我們在醫界,這個是大家已經都變成…一個常識了,所以我們看到在過去來講,你到醫院去,如果你有朋友在那邊,你要安排病床,什麼都方便,但如果沒有呢,就很難,所以這個大概就開始會有走後門的習慣,過去我們常了解說,如果要開刀要送紅包,像很多的醫院這種陋習,現在醫改會發現,你們這樣觀察,這種情況有沒有改善?
   
   王貞云:我們相信這種情況,其實我們有看到,有醫院很努力地在減少這樣的狀況,但是在實際上,從我們接到民眾的電話裡面,發覺這樣的情況,其實還是存在的,這樣的一個情況怎麼處理?我想是大家要一起來努力,因為其實過去我們基金會這邊,董事長她也做過一篇研究,她其實發覺就是說,你有送紅包跟沒有送紅包,最後他得到的醫療照顧的結果,其實差異不大,所以在這裡面,反映出來是民眾的一個…不能夠安心的一個問題,當我今天我跟醫療體系沒有…跟醫事人員沒有特別的關係的時候,我可能要用送個紅包來跟他拉一下關係,來讓我自己覺得好像會得到我需要的一個照顧。那為什麼現在醫療系統讓民眾覺得,他如果沒有做這樣的一個動作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得到他可以得到的一個醫療照顧?我想這個其實是主事機關可以再來重新去檢討的,包括就是說,我們其實常常在談到醫療系統的一些問題的時候,醫院都說都是因為健保怎麼樣,所以我們賠錢,所以說他們必須不得不有一些因應的措施出來,可是這次我們看到,最近衛生署公布的財團法人醫院的財務報表裡面,獲利率可以高達18%、19%的醫院還是有,在這裡面就剛好,剛才大家也都提到既得利益的問題,裡面我發覺到很有趣,有兩家醫院,新光醫院跟國泰醫院,大家發覺這兩家醫院,它一年的收入大概就是五十幾億,但是一家醫院盈餘只有一億。
   
   謝金河:新光收入好像快六十億…
   
   王貞云:新光醫院盈餘九億,為什麼同樣收入,規模差不多,盈餘差異這麼大?其實這裡面就有很多可以去探討的,這裡面是不是在營運的方式部分,有的醫院其實付出了太多的資金、太多的租金給它的其他母企業集團或是怎麼樣,這裡面就談到剛才的一個既得利益的問題,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健保制度只是一個代罪羔羊,當然它整個系統裡面有很多的問題,它的制度上有很多可以再改的,可是如果說我們的醫院都是以營利為目的的時候,都只看到我可以從病人身上賺到多少錢,而不是從這個病人,他是需要我多少醫療照顧的時候,其實制度再怎麼改,還是沒有用的。
   
   謝金河:好,剛剛王主任提到制度這次台北市衛生局,我們張珩局長,他花很大力氣去重新規畫一個聯合醫院的制度,這個制度,我相信也有反彈的力量一直在反撲,所以這次這個事情爆發之後,當然很多的媒體…這個就比較複雜了,所以我們回頭來看就是說,台北市現在這種聯合醫院的制度,未來的推動,跟它目前整個未來的執行,副局長怎麼看?
   
   鄧素文:其實我們一直在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大家一直把焦點放在聯合醫院就是要變醫學中心,台北市的醫學中心這麼多了,為什麼還要多一家醫學中心?我覺得其實聯合醫院它最大的價值是,聯合醫院當它成立了之後,它其實有很多的手腳伸到各區裡面去,那如果這個醫院可以往醫學中心的素質去走,然後它還是維持社區的服務,那對民眾來說,它是好處啊,為什麼一直要往醫學中心走?醫學中心基本上它有很多的要件,它的醫療水準、它的服務,它的各方面都要提升到某一個程度,所以我非常期望是從這樣子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又舉一個例子來說,以這次邱小妹妹的事件這樣來看,大家其實會談到說,不是聯合醫院嗎,應該其他的醫院可以支援,沒有錯,聯合醫院如果我們…當這個修編完成,同時它運作順利的時候,這一次的事件,它根本就不會發生,為什麼不會發生?我即使沒有床,這麼四千床的一個醫院,我絕對有辦法在各個院區之間,我調度到好的醫師、好的床位,就像我剛剛談到聯合值班制度,這個在沒有聯合之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舉個例子來說,神經外科,一個醫院可能就只有二到四位,這算多的了,在聯合醫院,二到四位的主治醫師,我聯合起來,我就不只了,我可以各處來支援。所以其實這次邱小妹妹的事件對聯合醫院來說,它們也做了非常多的檢討,那也因為邱小妹妹的事件,會讓它的聯合,不只是名稱的聯合,所有的軟硬體,它會因為這樣而聯合,那因為這樣的聯合,其實它資源的運用會更順暢,我們也希望民眾的確從這裡邊可以得到社區化的服務、最好的醫療水準,然後還有最機動的一些支援,我們也希望是這樣子。
   
   謝金河:我們現在病醫關係,台灣目前怎麼樣能夠讓它真正達到一個比較和諧的境態?
   
   杜永光:比較和諧的境態,當然就是…我想最基本的,還是醫生本身要了解,我要從醫學教育著手,我想應該是這樣講,醫生要了解他如何地去跟病人溝通、他應該在什麼樣的情況底下提供病人最好的醫療照顧,我們很多醫生他不曉得,他只是一直在追求醫術上的進步,他對人際的溝通非常的缺乏,有些人甚至很不會講話,他講了一句話,是一個善意的話,病人聽起來就好像是有點含惡意的話,我們過去有很多事件都是這樣子,所以我想這個是一種教育、也是一種訓練。那醫病關係跟我們的人際關係,基本上是一樣的,在我們社會上,有很多人他人際關係不好,他又不曉得如何去促進人際關係,我們在醫界裡面,也有很多同仁是有類似的問題的,所以我想這個要從醫學教育基本上去著手。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醫生,他決定當醫生的時候,他的心智上都還不太成熟,都是我們在十七、八歲,一個高三、高二的學生,他就決定他要當醫生了,他是不是適合當。
   
   謝金河:但是他養成教育很多年,最少醫科七年的教育。
   
   杜永光:對,有七年的教育,可是可能很多人,他發現他走錯路了,他不應該當醫生的,因為基本上他不會跟人家溝通,醫生是要處理人的問題。
   
   謝金河:好像醫生很少轉系的,到目前為止我看到,我們如果到大學,我們唸錯科系,立刻就轉,而且二話不說,但是我到現在為止,很少看到有人從醫科轉到別的科系。
   
   杜永光:還是有些人他念完了,可是他不當醫生,我們同學裡面也有幾位這樣子的,所以我想這個可能,我們從基本的教育要去變更。所以我一直常常覺得說,我們這一種七年制的醫學教育是不好的,我們應該像國外,像美國,他是一個學士後的一個…大學畢業了,他好好地思考我是不是想要當醫生,當醫生並不是一個很輕鬆的工作,也不是一個很好賺錢的工作,他真的對人產生興趣了,他希望去幫助人,有些人先天就喜歡給予人家很多東西,這種人當醫生就適合,有些人他不太跟人家來往,就是自己非常孤獨的人,那就不應該當醫生,所以我覺得我們將來醫學教育應該走這個方向,才有辦法改善醫病關係,醫病關係不是只有口頭上講,這個是要從心理,而且要從基本的教育做起。
   
   謝金河:我想副局長從主管單位來看,這個新的醫病關係,妳怎麼看?
   
   鄧素文:我先回應一點,其實如果醫師要轉系,大概都要家庭革命,因為他們的家裡不會讓他轉系,那另外就可以提到,其實我一直覺得醫病關係是這樣子的,我們其實在這幾年來,很多人都重新再來檢視這個醫病關係,所有的醫療團隊的人都要了解,你要把它當成部分的服務業,它不但是專業,而且它是一個服務業,如果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服務業,你就會非常非常顧及到消費者,甚至在國外,很多時候不再稱呼為病人,而是稱呼為消費者,其實這種觀念就是你怎麼樣去提供服務,那我自己個人認為,因為醫師是這樣子,醫師都是在我們聯考制度之下。
   
   謝金河:他都是成績很好脫穎而出的。
   
   鄧素文:對,他脫穎而出,所以他們從小都是家裡的寶貝,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因為他們在學校也表現非常優秀,所以常常都是…
   
   謝金河:我們那個年代,如果考到台大醫科,全村子的人都會放鞭炮。
   
   鄧素文:對,但是當他重新來看,他以一個這樣子的訓練、這樣子的背景出來的時候,當他要變成一個服務病人、這樣子的一個醫師的時候,其實他真的會有一些價值需要調整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認為說,我非常贊成杜永光醫師講的,可能要從文化教育這個部分,但是這是長期的,短期來說,我一直認為醫師跟病患中間,他們一定要有一個對話的平台在,過去因為醫師他是站在一個比較主事的立場,他比較權威性,但是這個對話,我們是不是可以讓它成立,讓這個醫師跟護士、或者醫療團隊跟這個病人,他們能夠彼此一起來探討這樣子的問題,我有時候覺得醫師要拉下身段,做為帶著專業的文化人,如果是這樣子的話,然後去徹底了解你的消費者他到底在想些什麼,但是這個要一段時間。站在我們主管機關的立場,我們以後也非常希望我們可以跟學會跟專業人員,然後我們也跟相關的團體,譬如說是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或者是王主任這邊,這些相關團體,我們一起來共同營造一個平台,讓大家都有機會聽到對方的想法、看法,剛剛我們提到像紅包的問題,台北市怎麼去杜絕這個紅包的文化,其實紅包,沒有人會承認他收受紅包,我當年在臨床,我是護理人員…
   
   謝金河:護理長嘛,我們副局長曾經擔任過台大醫院的護理長。
   
   鄧素文:對,別人都問我們說某位醫師要包多少紅包,其實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就是說這個部分代表了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有醫病關係的不信任在裡面,他認為我一定要做些什麼,我才能得到好的醫療。那另外就是,紅包它其實是違反一個法令的,這個紅包要從兩個層面,一個是制度面,制度面就是說,我怎麼樣嚴格地稽核、考核制度,而且我讓它覺得這個給付是合理的,這個部分是一定要來做,第二個部分,它其實牽涉到一個道德的層面,一個教育的層面,我覺得這可能要雙關並進。
   
   謝金河:好,我們請教王主任,妳觀察到的這種紅包現象,醫改會有沒有比較突出的個案,可以來探討一下?
   
   王貞云:其實在這裡面就是說,我們一樣就是有當事人,他會說因為他沒有送紅包,所以說他後面得到的一些醫療照顧,可能不符合他的期待,可是在這裡面,我們其實應該要回歸到像剛才所講的,其實制度的修改,任何制度的改革,一定要考量到人性的弱點,像醫療疏失,或者說可能照顧不如預期,這樣的一個現象,我們覺得其實反應的都是…很多都是人性的弱點,像這次邱姓小妹妹的一個事件裡面,我們有醫師朋友跟護理人員就告訴我們說,其實這種情形,每天在他們的生活周遭發生,甚至他們就是說,可能護理人員上救護車看一下病人的時候,他們其實都是在做一個篩選的動作,但是心態上面是說,這個會不會是有醫療疏失?這個狀況會不會太過複雜?可能是不賺錢的case或是怎麼樣,會有做這樣的一個篩選動作,可是為什麼他們會去做這樣的篩選動作?是因為道德不好嗎?不是,其實是整個系統裡面有一些環節沒有做好,譬如說管理階層其實對績效上有一些要求,或者是說醫療疏失的一個發生,明明是整個管理的問題、系統的問題,可是我們往往目前現況來講,都是由最後一線,最後一個做的醫師,或者是護理人員,來承擔這樣的一個責任,這樣的一個不公平的對待之下,很容易我們就會去逃避這個責任,所以說怎麼樣去考量到人性這個弱點,然後在整個制度上面,讓系統一起來承擔所有的責任,讓醫院也在醫療疏失的處理上,能夠一起負擔起這個責任,我想是最重要的。另外一個就是說,怎麼樣讓整個醫療體系,還有醫病關係可以更好,我覺得就是說,單從教育的這部分,其實是還不足夠的,因為我們教育好一個非常好的醫生,可是他到了醫療現場,今天他只有三分鐘、五分鐘的時間可以給病人的時候,如果說他的溝通技巧再好都沒有用,因為他的整個醫療的教育告訴他,你按照你的醫療常規做,你需要二十分鐘、三十分鐘給病人,可是他現在到醫療現場的時候,他只有五分鐘,那怎麼辦?超人也沒有辦法去做到很好的一個醫病溝通,所以在這裡面,我們怎麼樣建構一個環境,讓醫師可以按照醫療常規,該給五分鐘、該給十分鐘、該給兩個小時,就給兩個小時給病人,其實這整個就是說,大家一起來節制目前不該有的醫療浪費,我們才有可能讓整個醫病的互動回歸常態,醫病關係的建立才有可能。
   
   謝金河:現在醫病關係,在健保制度推行之前跟之後,有沒有什麼重大改變?
   
   王貞云:我們覺得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頂多只是因為社會變遷的關係,我們現在病人的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好,那就是說在這樣的情形下,對於整個醫療品質的辨別,或醫療服務的要求,其實期待都會增加,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想社會變遷的因素是比健保的因素大很多。
   
   謝金河:我想再請教杜醫師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健保制度,有人認為它是當前所有醫療制度的亂源,但是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現在其實台灣因為健保,很多人用很少的代價可以看病,所以它非常的普及化,甚至於我們看到很多…像每一年國慶日的時候,很多華僑歸國,他最大目的是回來看病的,像台商,他平常在大陸感冒一下,如果要身體檢查,回來比較重大疾病要治,一定回台灣看,台灣整個醫療體制,用另外的角度來講,它有很多優點,但是它也有很多缺點,我們現在醫療,健保財政的黑洞越來越嚴重,健保要漲,但是大家又反對,所以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現在大家一直議論紛紛,這個對杜醫師來講,你認為我們到底有沒有什麼門道可以改?
   
   杜永光:大概有些可以改,有些是沒辦法改,我覺得可以改的話,剛才講了,我們在做一些資源的再分配,我們從它的輕重緩急,或是從它的重要性,我們應該再做分配,我們可能有很多…健保的資源或財源,很不當地分配到比較不重要的病上面去了,事實上很多國家的健保並不是全保,它只有保重病,簡單的感冒、拉肚子,這種你支出錢很少的話,就跟我們汽車一樣嘛,汽車你有偷竊險,整個車被偷走,它就保你,稍微擦撞、稍微壞掉它不保,這一樣的道理,所以我們健保應該做這方面的修正。或者呢,我們要全面把它停止,然後重新再來,也是一個方法,不過我想這個大概是很難做到,因為很多國家,譬如說像美國這麼進步的國家,他們一直不敢去推行全民健保,他們都是個人的保險,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很難做,這個就是你講的,又要馬兒跑,又不給牠吃草,那我們目前就是這樣。
   
   謝金河:我們很多人很怕在國外生病,我知道我們以前有一個親戚的媽媽,在美國生一場病,結果住醫院住三天,結帳三十五萬台幣,他就嚇死了,所以他說早知道回來就好了。
   
   杜永光:所以台灣看病是…台灣我們整個健保制度,在世界上排名是很少…用很少錢做很多事情,所以這也是健保偉大的地方,不過這就變成一個無底洞,你一直填,哪一天會垮,我們不曉得。
   
   謝金河:我想這個我們要請教副局長,現在大家認為,健保是當前醫療制度亂象,這個妳怎麼看呢?妳怎麼評價它?
   
   鄧素文:其實我在看任何事情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包括邱小妹妹的事情、或者健保,我都會覺得其實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好的一面,有它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其實還是要去看到,因為健保制度其實也讓很多的窮人,他的確不會因為財力上,而使他不能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但是它不好的一面就是說,它的資源分配可能不是那麼考慮到輕重緩急,所以我自已個人是覺得說,我也不太樂見大家都去…換句話說,當大家都在挑剔這個健保的時候,或是要求健保的時候,其實代表他對健保的需要性,所以我自己個人是這麼認為,我覺得健保走到今天,以我一個地方官員,我其實不應該講這樣子的話,但是我以一個民眾的角度,我覺得健保走到今天,它需要有大魄力去改革,但是健保是被需要的。
   
   謝金河:好,我想既然醫改會要談改革,妳們有沒有想要研究這個制度,有比較好的一個改革方案,有沒有做過這樣的研究?
   
   王貞云:我想就是說,在這裡面就是很基本的一個…剛才大家也都講過,目前的健保資源,就我們所了解的,沒有人知道它到底夠不夠,可是我們知道這裡面有很大的一個浪費的空間在裡頭,簡單地講,我們台灣人,平均每個人,一年其實是看14.2次的疾病。
   
   謝金河:我們去看病是14.2次一年喔?
   
   王貞云:對,但是歐美國家來講的話,看五次的有,平均大概最高都在七、八次那邊,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每一年,至少每個人都可以省六次以上,省六次可以省多少?全部兩千三百萬人,我們一年下來,我們可以省一千億,目前健保它今天的總額是四千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省下四分之一的錢,這四分之一的錢其實省下來之後,我想不是說這個就是可以…大家就可以少付一點錢,可能我們過去對外科、對於內外婦兒,這些「四大皆空」的科,我們給付不夠的,我們這一千億,其實就可以讓這些科別得到一個很好的給付,然後有很好的照顧。可是這樣做的話,一定要去牽動到既得利益,你要去重組整個利益結構,那政府有沒有魄力去做,這個就要請我們衛生署與行政院來執行。
   
   謝金河:有時候我經常看到…我們到台大醫院這樣看過,從台大醫院走出來,他手上抱的那包藥都是非常龐大,體積很龐大,有沒有必要吃這麼多?這個杜醫師怎麼看?
   
   杜永光:我想是…很多是沒有必要,可是我們站在醫生的立場,有時候很難,因為病患他會要求我吃什麼藥、我要吃什麼藥,上回給的,你為什麼又把我停掉了?所以他們覺得說,我今天花的錢、我掛的號,我就是要有回收,我抱一包藥回去,那就代表我賺到了,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不好的,可是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國情底下,我想很難去改善。剛才還談到健保的缺點,事實上還有一個缺點,大家都沒有注意到的,健保會阻礙醫學的進展,這怎麼講呢?健保給你一筆錢,你把病人病治好就好,不管你用什麼方法治療,那就不會有醫師挖空心思去想說,我怎麼再給病人多一點的治療。
   
   謝金河:然後從健保給付多拿一點。
   
   杜永光:對對對,他只要應付嘛,他用這些錢來應付病人就好了,所以給病人一個基本的醫療,他不會想我如何去改進我的醫療,我用三天、五天的時間,去治療一個很特別的病,他不會,他就開一點藥,病人滿意,他就出去了,所以我覺得最大的隱憂,是醫學就再也不會進步了,就停頓在這兒,沒完沒了。
   
   謝金河:沒完沒了。好,我想今天我們非常感謝三位貴賓在百忙之中,我們來看從邱小妹這個案子給社會上大家的一個啟發,我想這個事件,讓社會上有一次…大家深入省思的一個機會,大家其實內心都看到邱小妹往生的時候,其實很多人內心都很沉痛,但是在這個沉痛的過程當中,我想我們希望說在這次事件過了之後,我們整個醫療體系有一個比較深入的、反省檢討的機會,我們希望我們台灣的醫療,在健保制度受到爭議的時候,我們真正能從這裡面,能夠理清一個頭緒,能夠讓健保制度越走越好,我們也希望台灣醫界將來的人才,能夠在這個事件之後,我們能夠有一個比較大的躍升,今天謝謝全國觀眾朋友觀賞,我們下個禮拜再繼續來討論,謝謝大家,順便預祝大家有一個好年,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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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6-07 (1) 拼完SARS 拼經濟